中國的板塊構築形成縱橫交錯的山川與記憶。印度板塊從南方撞上歐亞板塊，造就喜馬拉雅山脈與廣大的西藏高原，幾乎將中國與其他地區隔絕。幾座較小型的山嶺成波浪狀朝太平洋擴散；幾條大河穿透這些山嶺，從西方高地流向海岸。對行走在這些山嶺與河流間的旅人而言，無論朝任何方向行走三百多公里，很難不碰上天然障礙。雖說許多人認為中國是個極其同質化的國度(擁有數千年不間斷的歷史，而且超過百分之九十一人口為漢族)，其地理卻造就另種現實：由不同地區拼湊而成的大雜燴，每個地區各有自成一格的氣候、語言與歷史。
中國人就像是在爭奪這片大地的控制權一般，將這些山山水水塗抹成一張畫布。幾千年來，他們不斷將思想銘刻在周遭環繞的岩石與山崖上。就這樣年復一年，每一處山川河谷都有了自己的神話、傳說、戰役、屠殺，以及美麗感人的故事。千年來，來到這些地方的旅人會在附近山崖邊刻下自己的情懷，古老的塗鴉喚起陳年往事。
有人在石上刻字無非為了自誇：我讀過歷史，不是一般人，既然到此一遊，就要略書己見。不過也有人喜歡留下些與本地風情有關的東西，讓未來旅人以一種新方式思考歷史，透過石上銘文與歷史對話。這種做法在現代人看來可能很奇怪，並認為唯有保持原貌、沒有人工斧鑿的自然景觀才真實。一些中國作家確實也曾抗議過這種走到哪、刻到哪的傳統。但在大多數人眼中，這算不得什麼違規犯紀，反倒認為與過去對話能豐富今日。
今天武漢市上游俯瞰長江的赤壁，就是這樣一處著名的打卡景點。西元二○八至二○九年冬天，這裡打了場決定性的戰役，交戰一方是軍事獨裁者曹操的軍隊，另一方是為抵禦曹軍而組成的小國聯盟。兵力較弱的聯軍最後出奇制勝，赤壁之戰因此聲名大噪，就跟許多西方人記憶中的「特拉法加海戰」(Battle of Trafalgar)一樣，是場挫敗暴君侵略野心的輝煌勝利(儘管這些故事就跟其他故事一樣，實際情況更為複雜)。
赤壁因為這場大戰一夕成名，但直到八百年後，才因為蘇東坡在一○八二年的一次造訪，成了遊客朝聖的寶地。蘇東坡是中國極有名的詩人，也是朝廷官員。當時他因為反對獨裁式的變法而被貶官，流放到赤壁附近的一處農村。某天，他與友人乘坐一葉扁舟夜遊，一邊飲酒，一邊思考未來。遊畢歸來，他寫了一首賦表達這次夜遊的觀感。同年稍晚，蘇東坡重返赤壁，又寫下另一首賦。
這兩首賦被列為中國文學的著名作品，不僅因為文字，更因為蘇東坡是位大書法家。令人驚嘆的是，蘇東坡親筆寫下的其中一首賦，真跡竟能歷經千年滄海桑田，直到今日仍然存留，成為華人世界珍貴的藝術瑰寶。蘇東坡造訪赤壁之後，有人在赤壁建寺來紀念他，還蓋了一座東坡亭，陳列他的書法拓本。
讀到這兩篇作品的讀者們，會想到曹操敗北，正義的一方取勝，同時也想到蘇東坡因仗義執言而遭到流放。「正義終將戰勝威權」這普世觀念是〈赤壁賦〉的中心思想，但流亡人士的哀愁、掙扎與孤單，同樣也充斥於字裡行間。蘇東坡雖沒有直接言明，但毫不保留表達自己澎湃洶湧的感情，以及堅定不屈的意志。
在〈前赤壁賦〉中，蘇東坡談到自己的惶恐：在長江上「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他談到夜空星宿，表明自己正面向京都，這首賦是對皇帝的懇求。
在這次扁舟夜遊途中，友人對命運表示哀嘆，說曹操「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而他們就像「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c但蘇東坡不同意友人這種說法，說道：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對蘇東坡那時代的人而言，〈赤壁賦〉的政治涵義很明確，朝廷追求不能持久的目標，就像不斷流逝的長江水、不斷減弱的月光；而他的價值永恆，就像江水永不枯竭、月亮不會真正消失。由於〈赤壁賦〉的批判色彩過於明顯，蘇東坡將一份抄本寄給一位友人時，還補上一句警告：「多難畏事……必深藏之不出也。」
今日，赤壁是中國熱門的旅遊景點之一，遊客們不會泛一葉扁舟，而是乘坐巨型郵輪來這裡。有人來這是為了大啖郵輪吃到飽的自助餐，有人只因為這裡是必來的知名景點。
但也有許多人來這是為了與蘇東坡神交。他們遙想著被流放的蘇東坡，想像著曹操當年的不可一世，想到幾世紀以來無數畫家畫著蘇東坡崖前泛舟的風采，也從蘇東坡的堅忍不屈中，見到自己的反威權抗爭。他們來到赤壁岬，看著仰慕蘇東坡的人於十五世紀在崖壁刻下的「赤壁」兩個大字，沉浸在這一切波濤洶湧的思緒中，有人默默無語，有人相互點頭示意，有人輕吟幾句〈赤壁賦〉。在中國，歷史與道德密不可分。歷代歷朝史官的職責就在於裁判朝代與統治者，既要澄清事實，匡正視聽，也要評論時事。因此，蘇東坡以曹操為典故創作〈赤壁賦〉一事，絕非只是對一場古代戰役的回想。對〈赤壁賦〉唯一可能的解讀就是「藉古諷今」，對當朝皇帝的批判。宋神宗後來就像曹操一樣，也以失敗收場。
根據這種史觀，歷史既是法官也是陪審員，負責蒐集證據並決定統治者的命運。如果一個朝代統治正確，獲得良好評價，其統治將得以延續；但如果政府不關心百姓，疏忽政務，導致天災人禍不斷，歷史將給予低落的評價，並且撤銷其「天命」。這種史觀導致了兩種反應：循規蹈矩公正統治，希望國富民安，得到歷史的祝福；抑或是鎮壓異議分子，讓人不敢質疑你的統治權。
撰寫歷史這一行因此成為一門高風險行業。中國第一位偉大史家、《史記》作者司馬遷，就因替一位淪為代罪羔羊的朝廷官員仗義執言，結果惹惱皇帝而受宮刑並入獄。當司馬遷獲釋出獄後，許多人以為他寧願自殺，也不會帶著殘破之身苟延殘喘，因為在那個時代，遭受宮刑是一種不能忍受的羞恥。但司馬遷選擇活下來，因為他決心完成中國第一部歷史巨作《史記》，並願意為這神聖使命不惜一切。
想避開上述風險有個辦法，那就是像蘇東坡那樣戴上遊客的帽子，走訪各處名山大澤，並且刻下自己的想法。這麼做的好處不僅可以暗藏政治批判，還能探討自然的永恆、人生的愚蠢，以及世間的動盪。
許多世紀以來，這類「記憶地點」已經遍布於中國的實體與精神景觀。雖然歷經入侵、異族統治、分裂，中國仍是一片記憶綿延千年不絕的大地。之所以會有這種現象，部分原因是中國的歷史實體遺跡很有存在感。以西方角度來看，這就像古希臘、古羅馬與歐洲文明都透過相同的文字與文化參數，移植到相當於美國大小的地理區域。想一想，如果受過教育的美國人都能通曉古希臘文、拉丁文，以及大多數現代歐洲語言，而且這些時代許多關鍵歷史文物遺跡，例如雅典衛城(Acropolis)、古羅馬競技場(Colosseum)、沙特爾大教堂(Chartres)與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都坐落於美國本土。不僅如此，千百年來的知名作家，從荷馬到珍．奧斯汀，從莎孚到海明威，都生活在同樣的土地上，都曾經造訪這些地點，將他們的想法銘刻在石頭上。
這種現象為中國當前的事件帶來難以承受的負擔。該國家幾乎每個地方都有幾分古代傳承。過去的事永遠不會真正過去。但這沉重的歷史對今人也是一種啟發。古人都敢仗義執言，我為何不敢？如果我因此面對折磨、苦難，如果我因此遭到審查、屈辱，那又怎樣？自古以來不都是如此？而且最後人們記得的是司馬遷和蘇東坡，而非那些殘害和誹謗他們的領導人，不是嗎？
（相關報導：
躺平．儒道互補：《遠路不須愁日暮》選摘（1）
｜
更多文章
）
＊作者張彥（Ian Johnson），知名作家、記者、普立茲獎得主，曾長時間派駐北京。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星火：中國地下歷史學家與他們的未來之戰》（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