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八年是前總統蔣經國逝世三十週年，在現今的政治氛圍下，官方似未舉辦相關紀念活動，可以理解，但蔣經國畢竟是一個對臺灣政治、經濟及民主發展影響深遠的人物，與我的新聞生涯也有所交集，論及過往編輯台的風雲歲月，不能不談談這位曾經權傾一時的「經國先生」。
蔣經國時代，早已成形
所謂「蔣經國時代」究竟起自哪一年，論者不一。有人說，一九七五年，「老蔣」總統逝世後，蔣經國大權一把抓。事實上，蔣介石死前十年，也就是一九六五年一月，他擔任國防部長開始，已經將權力伸向黨、政、軍，無所不管。如果再往前推十五年，一九五○年，他擔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即現今政治作戰局局長），幾乎已經軍權在握了。
何止軍權，他那時還擔任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這是什麼職務？簡單地說，就是特務頭子，也就是情報機構的總管。
臺灣從五○年代到解嚴為止，無論是軍方、政界、學界、新聞界，都籠罩在一片肅殺的氣氛中，幾乎處處都有特務的影子，許多敏感的行業，甚至可以「小心，特務就是你身邊」形容，即使人在國外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掌心。記得我於一九七八年應邀赴美訪問，途中曾參觀哈佛大學的東亞圖書館，館中陳列有兩、三天份的「人民日報」，基於好奇，不免翻閱一下。不料，回到臺北後，居然被告知：「你在哈佛圖書館看了『人民日報』，已經列入紀錄了。」
這個龐大而無所不在的特務網，就是蔣經國最大的「成就」，也是奠定蔣氏父子統治臺灣的基石。蔣氏晚年，臺灣黨外運動崛起，其理論訴求之「白色恐怖」即出於此。
及至一九六九年七月，蔣經國出任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為嚴家淦），他的權力已伸展到金融、財經與外交。次年四月訪美，除與季辛吉密談外，並拜會了尼克森總統，足見美國政府也深知臺灣的權力中心已轉移至這位副院長手中，他的父親因老邁而逐漸有名無實了。他在訪美行程中，於紐約遇刺，遭臺獨分子槍擊未遂，更提升了他的國際聲望。擔任副閣揆三年後扶正，臺灣無形中進入了內閣制，前後長達六年。
威權統治，調查員潛伏報社
因此「蔣經國時代」究竟從何時起算，難有定論，但從一九五○年出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開始，臺灣的新聞工作者幾乎每天離不開這個名字，無論見諸報端或其他傳媒，其密度一天天擴大，卻是不爭的事實。
以我個人而言，既在新聞界工作，當然不喜歡這種被政治力束縛的精神虐待。一九七二年，我出任高雄《臺灣時報》總編輯，報社裡就潛伏了兩位調查局派來臥底的特務。他們知識程度雖高，卻甘願屈就於低職位，我很快就看穿這個不合理的人事安排，他們於是向我坦白不得已之處，大家哈哈一笑，也就相安無事，一旦遇有重大新聞，諸如推動十項建設、金融危機、老總統逝世、臺灣退出聯合國等事件，他們私下會叮嚀我一些應該注意的細節，我深知他們是奉命行事，並不責怪他們，只是深感做為一個新聞人，新聞自由竟然交由幾個小人物來指點操縱，新聞人的尊嚴可謂喪失殆盡。斯時，我的內心不得不傾向於「黨外」運動。
一九七七年七月，我自臺灣時報轉任臺中的臺灣日報總編輯，當時「臺日」老闆由夏曉華轉為傅朝樞。傅原任律師，是個極有心計的人物，擅於翻雲覆雨的官場交道。他的「後台」堅強，文有蔣彥士，武有王昇，私交背後則是特殊的政商關係。奇特的是，縱然報老闆具有如此「不凡」的背景，但當時「臺日」的政治立場卻傾向追求民主自由。不僅桃園、雲林兩處分銷單位分由「黨外」的許信良及蘇洪月嬌負責，甚至明目張膽支持黨外活動，為呂秀蓮、蘇南成助選，尤其許多專欄都是反國民黨的學者執筆，而官方竟未強烈反應，令剛任職「臺日」的我，自有如魚得水的快意。
這一年，老總統已逝世兩年，嚴家淦也做了兩年代總統，一九七八年即將選舉新任總統。當時新聞圈中，對於嚴家淦的「傀儡總統」角色，早成共識，各方都認為，大權在握的蔣經國，一番行禮如儀後，參與該屆總統選舉自是「不在話下」。但奇怪的事發生了。七七年十一月底左右，國民黨文工會傳出訊息，希望各傳播媒體、包括報紙、電視、廣播等，切勿報導蔣經國出馬參選總統的任何有關新聞，引起各報臆測紛紛，也相互打聽，究竟發生什麼事？是否蔣經國決意續任行政院長，徹底實施憲法的「內閣制」？文工會下令後，從十一月到十二月，無一家報刊、電視或廣播討論這個舉國關心的大事。
勸進之文，震動媒體界
十二月十八日中午，我接到傅朝樞的電話，要我於下午三點趕至報社，有要事相商。我準時到達，在座僅有傅本人及總主筆蔡某。我坐下後，奉茶完畢，傅開口：「我們今天要趕寫一篇社論，呼籲蔣院長出馬競選第六任總統。」我立即反問：「文工會不是下令各媒體噤聲嗎？我們一馬當先，會有什麼後果，必須認真考慮。」傅聞言，嘴角微微上揚，露出帶著幾分邪氣的笑，答曰：「你這是書生之見也，我的內幕消息是經國先生必然會出來選總統，根據常理推斷，總統也非他莫屬。」然社論是總主筆的主管範圍，與我無關，既然要寫，也應由蔡總主筆主稿。但傅朝樞竟說：「這篇社論太重要了，我們三人（包括他自己）各寫一篇，晚上九點交稿，最後大家覺得哪一篇最好，就用那一篇。」
雖然心中十二萬分不願，但也只能回到辦公室伏案寫稿。晚上九點，我們三人又聚集董事長室，他看了我與蔡先生的文稿，慢吞吞地說：「我看國基兄這篇最能配合目前的國家形勢，就用這篇吧！我寫的那篇就不必看了。」說完，他把幾張稿紙直接塞進抽屜裡，我猜，他根本沒寫這篇稿子。
這篇「勸進」的社論，今天看來真是肉麻，但講得頭頭是道，題目是：「天與人歸，責無旁貸」，副題是「請蔣經國先生出任下屆總統候選人」。以下抄錄一段，供讀者品評：「盱衡國家內外形勢，目前之處境可比之為怒海孤舟。溯自民國六十年，我宣佈退出聯合國始，國際姑息主義瀰漫全球，各方橫逆加之於我者不可勝數。季辛吉屢朝紅京開其端，而尼克森與毛共發表『上海公報』則形成高潮。斯時舉國上下，心志沮喪，徬徨莫從，幸 蔣公在位，國賴未傾，然能導使此一局面化險為夷，並自外交逆境中猶能創造經濟奇蹟為外人所刮目者，其一切政策之制訂策劃，無不出自經國先生之手。他於危疑震撼之秋奉命組閣，於風雨飄搖之際參與密笏，卒使中華民國屹立於太平洋上，全國軍民再度恢復信心。……未來中華民國之成敗固決定於此領導之人選，寶島人民之生存，與數億大漢子孫之自由或奴役又何嘗不決定於此。蓋一人繫天下之安危，一人繫生民之存亡，我們之所以要大聲呼籲國民黨提名蔣經國先生出任第六任
總統者亦在此。」
十二月十九日社論見了報，我的心中不免忐忑不安，不敢確定是拍了馬屁還是闖了禍。晚上到編輯部，傅先生見到我，笑嘻嘻地說：「太棒了，蔣院長上午就看到這篇社論了，他的反應只是笑容滿面，未作任何評論。」我問：「你怎麼知道這個內幕情報？」他笑說：「我自有消息來源，暫時保密。」幾年後，他在紐約告訴我，他的「內線」就是蔣彥士，我大笑說：「原來如此。」
這篇「勸進」的社論見報後，各報大驚，不是不准談論蔣經國參選總統的問題嗎？為何臺灣日報刊出一篇長達兩千餘字的社論，文工會竟然一點反應都沒有？他們當然悟出其中的奧秘，所以接下來幾天都有勸進的肉麻文章見諸各報。後來的發展無庸細述了。
蔣氏逝世，執筆追悼文
蔣經國當了十年總統，這個十年，我都在美國度過，他的政績與作風，我只能從報端得悉，缺少直接的接觸與感受。最巧的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我自美返臺，擔任中國時報總主筆，兩個月不到的時間，蔣氏於次年（一九八八年）元月十三日逝世，而中時那篇悼念的社論，也是由我執筆。
這一天，下午上班時，已聽說國民黨晚間將召開臨時中常會，余紀忠先生（時任中常委）打電話告知編輯部：「今晚可能有重要新聞。」大家於是屏息以待，社論也只能備稿，無法定稿。晚上九時許，余先生返回報社，宣佈蔣經國逝世的消息。事實上，我們在七、八點左右已獲知這個大新聞，只是不能證實而已。余先生立即召集所有報社高幹，研討新聞處理的方式，當然必須配合一篇應時的社論，他特別請王作榮教授到報社提供意見，並希望王執筆撰寫這篇重要的文章，不過最後討論的結果，這項工作又落在我的身上。
時間太匆忙了，晚上十點左右動筆，十二點前必須殺青交卷，我前面說過，我離臺赴美十年，對經國先生任內的功績並不熟悉，也無現場感，此時執筆為文，思緒一片空白，思及應景文章，歌功頌德為主，肉麻當所難免。抄錄一段供讀者參考：「經國先生竟因積勞成疾，捨其所熱愛的國家、熱愛的全體國人而去。我們恭聆遺囑，諄諄以『堅守反共復國決策，並望始終一貫積極推行民主憲政建設』，囑咐全體國人。……今天我們國人所要戮力以赴的，是如何使經濟保持成果，並不斷的發揚繁榮；如何使政治革新不斷的推動，以躋於現代民主國家之林；再進而以我們的成就，作為標竿，影響大陸民心，早日完成中國統一的大業。」
這篇文章語意八股，文字亦無魅力，比之十年前的勸進之作，氣勢與論述均無足觀，次日見報，頗感慚愧。
天意巧合，勸進之作與悼念之作，都是我執筆的「大作」，說來也算與蔣經國有緣了。
政治不鬆手，全力推經建
經國先生去世三十年了，我從事新聞工作約四十餘年，整個「蔣經國時代」與我的「新聞時代」大致重疊，眼看他從權力的階梯步步高升，眼看他一手控制臺灣的學術、文化、教育、新聞各界，肇致臺灣的文化自由只剩一半，也肇致臺灣的知識分子心生怨懣，只要有機會開窗透氣，無不希望把窗子儘量開大，讓空氣流貫整個身心靈。
比之中國大陸，我們算是幸運兒，因為畢竟還有幾扇透氣的窗扉，大陸則完全呼吸不到一絲新鮮的空氣。經過三十年的沈澱，蔣經國的功過，應該可以理出大致的輪廓。他的統治手段，比之他的父親，既高明又詭詐。首先，他將政經分離，甫接任行政院長時，便提出「十大建設計畫」，以及宣佈「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次年由於國際油價波動，他又提出「穩定經濟措施方案」。這幾項政策的推動，使臺灣從七○年代開始，逐漸步入了「經濟奇蹟」階段。
然而，政治方面，他始終未作絲毫放鬆，繼續戒嚴，繼續廣佈特務，繼續用救國團的名義滲入高中以上學校，繼續由文工會主導文宣工作，當時各新聞機構人員出國，需先向文工會報准後，才能依行政程序交新聞局及入出境管理局辦理。歸納而言，當時臺灣的經濟是開放的，鼓勵生產，促進外銷，賺取外匯；而政治、教育、文化則是管制的，嚴絲合縫，絕不容放縱。那時，各大學不容互相交往，校際間絕無共同的組織，除了校際比賽，連球隊都不准有聯隊出現。大學中的課外活動，由「課外活動組」管理，而管理人員清一色出自國民黨或救國團。大學畢業男生必須入伍接受「預備軍官」訓練，其實是思想考核與灌輸「愛國思想」。
縫隙透風，開放留學與媒體
公平而言，「經國時代」也有兩件事頗值得讚頌，而且影響深遠。其一是不管制留學，其二是開放兩家私營報紙：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絕不可輕視這兩項不起眼的政策，因為開放留學，當時大學畢業生出國的數字相當可觀，以臺大工學院為例，六○年底的出國留學生（大部分到美國）約佔全體畢業生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這麼高比例的留學風潮，一方面減輕臺灣的就業壓力，一方面大量儲備了高級科技人才，因此，八○、九○年代，臺灣發展高科技產業以及新設大學之際，均未見人才斷層現象。比之中國大陸的鎖國政策，能不歸功於蔣經國乎？
至於兩大私營報紙的開放，更有多重意義。當時的電視節目內容貧乏，而兩大報由於相互競爭，深知政治新聞必須遵循黨政的約束，於是儘量朝副刊與專欄方向突破，中國時報六○年代由高信疆主持副刊工作，大量引進海外專欄，不僅拓展了讀者的視野，也間接促進了讀者對各方面問題的思考與討論，無形中，大大打開了臺灣的視窗，讓海外的知識、見聞、思想、學術、文學浸潤臺灣知識分子的心，加之雷震主導的「自由中國月刊」以及後來的「文星月刊」，將民主、自由的種子灑到每一個角落。八○年代黨外運動風起雲湧之際，「黨外雜誌」極為暢銷，然細審其內容，多未超出「自由中國」或「文星」的理論主軸，及至後來激進派的興起，不談民主、法治，不談文化傳承，不談國民黨的功與過，只是一味仇恨，講些不成邏輯的歪理，毫無包容胸襟的論述，則等而下之了。
從某一角度來看，「蔣經國時代」等同戒嚴時代，而戒嚴畢竟還留了一隻眼睛及一隻耳朵，這隻眼睛及耳朵，便是如今臺灣步上民主自由之路的動力，如果蔣經國當時向中共學習，只知高壓統治，而不知開扇門窗透透空氣，則今日的臺灣恐與中國大陸相去不遠矣。
解嚴太遲，成臺灣之憾
蔣經國晚年罹患重度的糖尿病，非但不良於行，而且視網膜病變，造成視覺不清，必須坐著輪椅由助理照顧，大權逐漸旁落於王昇之手。王在中央黨部成立「劉少康辦公室」，其型態、功能頗似清朝雍正皇帝的軍機處，意在架空行政院、架空國防部、架空中央黨部，他趁著蔣經國健康不佳時，將權力之手逐漸伸入軍方、行政、立法等範疇，「劉少康辦公室」等同中央黨部，等同行政院。這當然是臺灣最高權力繼承的重大危機，斯時我正在紐約「美洲中國時報」擔任總編輯，余紀忠先生為此項政治變局憂慮不已，他無法判斷臺灣政局何去何從，經常在美國寓所繞室徬徨，此事件發展過程驚險有趣，我將另闢一章專談此事。
我從事新聞工作近五十年，經國先生過世也三十年了，如果要下一個簡單的結論，我認為，他最大的敗筆是解嚴太晚，使國民黨在結構上，一方面形成本土菁英的侍從關係，一方面利用龐大的黨產作為資本，將若干獨佔的營利事業據為「黨有」，製造了一個政經結合的怪獸，同時也擴大了民間各階層的怨懣，埋下了此後反對勢力長期對國民黨仇視、對立的因子。
這個對立的形勢，後來演化為族群的敵意，迄今難解。如果蔣先生提早十年解嚴，逐漸釋放國民黨擁有的特權，一切依憲行事，社會的和諧必勝於今日甚多。
其次，他如果提早十年解嚴，趁其身體尚未病入膏肓之際，逐漸從事改革，帶領臺灣走上民主、法治的正軌，也可能重新思考大陸崛起後的兩岸國力消長的處理方式，或可避免驟然解嚴，而使臺灣走上兩黨對立與廝殺之途，政治形勢何至於此？當然，這都是「俱往矣」的後話，只能說是令人感慨不已的宿命吧！
＊作者俞國基，資深媒體人，戒嚴時期曾任海內六家報紙總編輯或社長，解嚴當年返台，歷任中國時報總主筆，自由時報副社長等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意外的新聞人生：編輯台憶往》（允晨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