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朝文人陶淵明約於西元四百年，在《桃花源記》文中描繪武陵的漁夫沿溪而行，發現一片桃花林，棄船步行一窺究竟。走過桃花林盡頭再走進小小山徑，突豁然開闊明亮。大片良田、美池、桑、竹，屋舍儼然、阡陌交織有序，雞犬相聞，猶如世外桃源。村民穿著奇異，看到漁夫甚是驚訝，詢問他從何而來並邀他回家，殺雞備酒款待。村民聞訊前來問候、交談，才知他們是秦人後代為了遠避戰亂，逃到與世隔絕的秘境過生活。竟不知歷經漢、魏、晉等朝代，唏噓不已。
回程，漁夫沿途標註記號，方便再來時尋路。他將所見所聞稟告縣太守，太守命人與漁夫尋著記號再去查訪，卻迷路而無法尋獲。
陶淵明精通儒家和道家，雖遵守儒家倫理卻又愛好自由，受道家順從自然的思想影響至深。《桃花源記》雖是虛構故事，但對後世影響至鉅。以安逸桃花源與殘酷的現實社會呈現反差，警醒世人。在恬靜的田園裡，男女老幼生活安寧富足，居民親切善良，無為而治，不受朝代更替戰亂、爭權奪利的傾軋；世外桃源的想像，成為後世文人雅士嚮往的理想生活圖像。
《烏托邦》經典世界名著的誕生
出生於英格蘭的托馬斯·摩爾(Thomas More) 是當代歐洲的賢達名士，曾任英國眾院議長、財政大臣、大法官。一五一五年，他以小說體類似《桃花源記》的虛構故事描述《烏托邦》(utopia是藉希臘文「善」「地」所創造的新詞，意指樂土)，頗受柏拉圖的《理想國》(拉丁文Res Publica)的啟蒙。試圖用一個理想的社會嘲諷當時的社會，引領走向理想的國家以及社會體制。後來的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國家，莫不受此書的影響。
摩爾藉由虛擬人物希臘冒險家、航海員拉斐爾·希適婁岱（Raphael·Hythloday）的海外見聞，描述烏托邦的典章制度。烏托邦是與世隔絕的小島，寬200英哩、長500英哩，形狀如柳葉又如灣月，地形狹長彷似台灣，面積約台灣的四倍大。
拉斐爾說：「烏托邦社會一切良好，很有秩序，人人尊重道德，萬物皆屬公有，人人有足用的物品」。認為財產私有制，一切財富為少數人佔有，富人狡詐貪婪，窮人被迫以勞力餬口，陷入貧苦處境。當時的社會和現代社會的貧富不均，都是如此發展出來的。若論財富，十六世紀時的英國財富不比烏托邦差，但烏托邦卻比英國治理得好。因為烏托邦沒有剝削宰制的欺凌禍害，財富公有、平均享用，人人才能過著沒有恐懼、沒有貧窮的富足和諧生活。
理想的烏托邦認為自然界給人類需求是平衡的，例如空氣、水和土壤最需要也都大量提供，讓人類足夠維生。但無益、無用的金銀，還不如鐵可當農具或器具，烏托邦人以金銀做便壺或其他汙穢的容器，或製成腳瞭手銬，喪德敗行者才要帶它作為懲罰。鑽石和珠寶都用來當兒童玩具，自然界的稀有礦石都非生活必須，本質是無用的。但現代人卻趨之若鶩，高價蒐購囤積炒作，成為炫富標的，無助生活幸福。書中提到烏托邦鄰國使節造訪烏托邦時，帶了一百多位侍從穿金戴銀炫耀其財富，反被烏托邦人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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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待人寬厚，啟示人們同樣對待萬物。待人寬厚，並非對自己刻薄，但不可只求自己幸福而使他人受害。共同幸福享樂是烏托邦的「習慣法」，也是人與人間的契約。相信道德的行為會得到快樂和幸福的回報。
烏托邦島上有五十四個城市和郡縣，風俗、法律、制度皆同，很少的法律使人人能懂且易記牢。政治清明，因為不用貨幣因而阻斷賄賂貪汙行為。郡內各鄉村闢住宅和農場，配有齊全設備及工具，每一農場都是40人，聽命於莊主。30個農場有一首領，稱為族長，擔任監督者。每一農場每年可派20人到城中居住，但被派者須在鄉下兩年耕作經驗。城市也派人到農村補缺，在鄉下學習農事，學成可擔任教師。此制度目的在於避免長期從事艱苦工作產生疲累反感，也使得人人習得種植、加工產品等農業技術。
沒有窮人的人間天堂
在這裡，人民每天只工作6小時，上午3小時、午休2小時、下午再工作3小時，每天有8小時的充分睡眠。餘暇得參加講習會，每人都要選一項有興趣的項目參加，增長知識。若生產過剩則須縮短工時，去從事身心有益的活動，或去擔任公益志工。生活所需物品充足供應，人人只取所需數量，因從沒匱乏的恐懼，自家無需多貯藏貨物，台灣原住民仍保有此不多取的分享文化，漁獵、摘取果蔬只拿所需不貪取，才能源源不絕。每一條街都有好幾個食堂，管理員依照用飯人數的多寡向菜場領取食材，煮好後再定時在食堂免費供餐。
生活物資充沛，配給國人綽綽有餘，經常性儲備兩年所需物資，仍有剩餘則可捐助給鄰國窮人，或便宜賣給他國。
提供免費的醫療服務。雖然烏托邦人人健康，對醫療需求不多，但他們重視醫學，認為醫學為哲學中最好最有利益的部分，用哲學來找出自然界的奧秘，而非單靠藥物治療。
戰爭與死刑的進步思維
烏托邦人對戰爭深惡痛絕，最反對從戰爭獲得光榮。除非為了保衛國家，或幫它國抵禦外侮，或為友邦解除暴政，他們從不走向戰爭之途。他們會雇用傭兵去打仗，尤其是兇狠野蠻的波利人(Zopoletes)，因為烏托邦國付傭金高有又有誠信，他們願意幫烏托邦打仗。而烏托邦人認為把這種人趨之赴死算是好事，以免燒殺搶劫，製造社會事端。
如果不得已得自己去打仗，也以智取獲勝為先，會在敵人國內散發蓋有印信的簽章，保證殺掉國王者可獲重賞，殺掉宣言上所列重要人員也都有獎，生擒者獎金加倍。宣言所列名者自動輸誠可被寬容，除給獎金外並保障其生命安全。或唆使國王兄弟或貴族篡位，這種買通敵國人民的方法，可避免戰鬥，減少殺戮。
當時歐洲許多國家對於盜匪都判以死刑，以儆效尤。烏托邦人覺得盜竊不該判處死刑，因為死刑無法使他人不再偷竊、搶劫，如減輕當事人刑責反而可鼓勵改邪歸正。如果竊盜者搶劫時被發現其面目，必會殺人滅口，以逃避被判死刑，嚴刑峻法可能反倒加重其惡行。上帝訓誡不可殺人，如僅財貨損失率爾置人於死地，設若連政府殺人都能合法化，那一切邪惡也應予合法化。
距今520年前的摩爾，已在《烏托邦》書中主張死刑無用論，我國至今對「廢除死刑」仍坎坷難行，誠屬民主自由體制、生命人權的沉重包袱。
瑞典實踐現代烏托邦
以上的理想國，世人視為海市蜃樓，虛幻不實的空想，「烏托邦」也成為揶揄、嘲笑理想主義者的字眼。然而，瑞典卻實現了這樣的理想，被譽為「人間天堂的烏托邦」。
瑞典平等而普及的社會福利制度，舉凡育兒家庭，父母享有480天的親職假、兒童津貼、幾近免費的托育托兒，以及免費醫護，無微不致的照顧；從小學到大學完全免學費又有生活津貼，並享有培育思辨能力、發展自我的高品質教育。雖提供豐厚的失業津貼，但就業參與率全球居冠；社區化的老人照顧，公醫制免費醫療等社會制度，社會上幾乎沒有窮人。比起摩爾在《烏托邦》所描述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瑞典施行「社會民主體制」，不走社會主義的公有制。是全球政治最清明國家，咸少貪污，官員、議員均無特權，資訊透明平凡政治受人民信任。國民願意繳納較他國高的稅金，讓福利擴及於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人們願意付出如此高的成本，當然也是在衡量自己與整體社會的得與失之後，做出的抉擇。以平等、自由與團結的社會文化推行社會福利的永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