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談及香港左派歷史，比較多回顧1970年代的學生及激進青年運動，一般稱作「火紅年代」。當中有些受當時西方左翼思潮影響的年輕人，成為自由社會主義者（libertarian socialist），也有些人組成過左派小組織，例如「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新苗」以及後來的「四五行動」；也有一些無政府主義者組成小團體，例如黑鳥樂隊及民眾劇社。以上的左翼青年在1970年代也多少有參與《70年代雙周刊》（1970-78）的出版，因此，連媒體也出現了不少有點懷舊味道的特寫文章。
相較起來，香港的公共討論較少探討一直存在而且規模大得多的「親（中）共左派陣營」，或稱為「愛國陣營」。事實上，在一般香港民眾口裡說的「左派」，往往指的就是親共組織中人，而非1970年代的激進青年，或過去二十年政治反對派裡左傾的參與者。之所以如此，有一定歷史原因。中共在1920年代創黨時已在香港有大量活動，1950年代開始，中共的地下黨幹部、親共文人、工人已遍布報刊、學校、工會等等，與親國民黨的陣營對峙。然而，在香港，我們一般只會視他們為中共在香港的延伸，是否具有值得研究的思想及行動？大部分人也心存疑問，他們的一言一行，有時很難跟中共的官方理論及政治宣傳區分開來。自1990年代，「親共左派」更已融入廣闊的「親北京陣營」或「建制派」之中，內有不少本來跟港英政府關係深厚的工商大佬及專業人士。於是，這些所謂「左派」跟中國共產黨一樣，漸脫去昔日的社會主義色彩，因此很少人深究他們有甚麼左翼思想。
然而，如果我們不以高標準要求思想的自主性、獨特性及理論性，而是把眼光放在廣義的思想工作以及運動，並注視其與現實政治的關係的話，那麼，還是有很多值探討的主題。本文嘗試討論1970年至1980年代初的李怡及他主編的《七十年代》（1970-1984）。這段時期，就是李怡在親中共的左派出版業中冒起，到最後走向脫離中共陣營，與香港的右派或自由派結盟的歷史過程。由他的經歷，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親中共左派在冷戰轉型及緩解的過程中，遇上的機會及困境，也可以從這個側面審視香港左翼的歷史。
本文的敘事嘗試借助李怡在去世前留下及他身故後出版的《失敗者回憶錄》，並重新閱讀《七十年代》的文章，提出一些有別於慣常的「冷戰–後冷戰」敘事的線索。觀乎整本回憶錄，李怡把1970-80年代描繪為由共產陣營漸漸脫離，擁抱自由民主價值的過程。而曾與李怡共事的評論者王耀宗，也把這歷程描繪為「親共宣傳者→自由派」歷程。然而，本文的目的就是要點出這種敘事雖不是沒道理，卻也掩蓋了比較複雜的轉折及過程。
左派陣營的外圍
要了解《七十年代》及那個年代的李怡，需要了解李怡及這份刊物的定位。
李怡成長於1930年中至1950年代中的中國大陸與香港，經歷了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及冷戰高峰，他的家庭關係與中共有不少關係。他十多歲時在香港入讀左派中學，跟他不少的同代知識青年（如著名的司徒華）一樣，皆曾嚮往社會主義中國。可是，因為種種原因，他既沒有回中國大陸升學，也沒有被安排進香港的左報，而是在所謂「外圍」的上海書局，從事編撰工作。
冷戰時期，中共在香港不能公開建黨，更不能進行武裝鬥爭，報業及書籍出版是最重要的意識形態與統戰的戰線，由港澳工委（公開是「駐港新華社」）領導，直屬外交部外事辦公室的廖承志主管。據當年左派機構中人估計，單是港澳工委直接領導的六份香港報紙，另外加上若干比較外圍的親共報章，整個系統在1967年前的每日銷量已達50萬份以上，超過市場份額的一半。而出版社較為次要，主要以三聯書店、中華書局及商務印書館為核心，再外加一些其他的出版社。
雖然上海書局在中共在港的部署上屬於較次要及外圍的角色，但卻意外地塑造了李怡日後的發展路徑。上海書局早於1925年由馬來半島華商陳岳書及王叔暘所辦，到了冷戰時期，書局以香港為出版中心，針對海外華人市場，以中國大陸以外（港澳及南洋）為主要銷售點。出版的書籍內容，主要來自新中國的出版品，然後由上海書局在香港改編及印刷。這些發行、編撰及出版的經驗，構成了李怡日後創辦《七十年代》的重要基礎。
年輕的李怡雖然不在左報工作，但他也跟左報系統發展了關係。按他的回憶，他於1957年投稿《文匯報》「文藝周刊」，獲得副刊編輯羅孚取用，由此進入「左派文壇」。羅孚的身分頗為特別，他同時是《新晚報》總編輯以及港澳工委委員，在1950-1980年間他也是整個左報系統裡的領導人之一，他亦成為李怡的其中一位領導。1950-1960年代，香港的左報系統並不單純如我們今天印象中的「黨的喉舌」，因為港澳工委經常研究如何爭取大眾市場，開發新市場，例如多做社會新聞、娛樂新聞、武俠小說等等，甚至試驗新刊物，目的就是要形成一個在「愛國主義」旗幟下的聯合陣線，即認同中共代表「中國」及「中國人」，對抗在台灣要代表「中國」的國民黨。因此，在文革以前，廖承志等領導也經常提醒港澳工委及左報中人，不要「過左」，要盡量與左派陣營以外的人交朋友。這個充滿市場動力、以統戰為中心的冷戰時期的左派系統，成為李怡得以創辦《七十年代》的重要物質基礎。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因為文革派冒起以至奪權，左報愈來愈多毛式鬥爭的語言及話題，也令香港左報系統偏離了大眾。六七暴動被鎮壓，經過大半年的混亂後，社會普遍渴求穩定，厭惡左派的鬥爭語言，因而使香港親共左派陣營陷入低潮，左派的報刊銷量由1967年前的數十萬份大跌至每天只有數萬份。而且，中共跟文化界、商界人士的統戰工作也遭受挫敗。
就在此時，李怡抓住了左派需要重啟統戰的機會，開展他的新計畫。在創辦《七十年代》前，他與《文匯報》副刊編輯吳羊璧已辦過《伴侶》（1963）及《文藝》（1966），創辦資金都來自上海書局，跟其他左派文藝雜誌一樣，其市場並不限於香港本地，也面向新馬華文文學的讀者群。也許因為這原因，親共左派的出版界領導藍真便很信任李怡，支持他在六七暴動後創辦一本面向香港及中國大陸以外的雜誌，而出資支持讓李怡辦《七十年代》的則是上海書局的老闆之一方志勇，他是陳岳書的妻舅。
＊作者葉蔭聰，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香港政治文化及中國當代思想。本文為〈由親共到自由派的李怡？一段被淡化的香港左翼思想歷史〉系列之一，原刊《思想49：華人左翼思辨》（聯經），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