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曉康專文：從蔣經國「開明神話」看東亞洲威權不會自動走向民主

歷經十年跨海爭訟，兩蔣日記回到台灣，國史館與民國歷史文化學社先後出版第一批蔣中正日記和蔣經國日記，今年預計出版第二批蔣中正日記。從日記中梳理這對父子的「開明意識」，幾乎已是台灣當下的一門顯學，『華視三國演義』的最新節目，也充分肯定這種分析。

台灣的「民主憲政」，是否由兩蔣「戒嚴」、疏導而成，事關不止台灣，也是所謂「東亞威權」有轉型可能的一大話語，不僅早有新加坡、南韓、台灣的範例，甚至有如海上燈塔，強烈吸引至今黑暗的中國大陸，以致有「六四第一囚徒」之稱的中國首屈一指的獨立記者高瑜，受訪時直陳中國「最好路徑是出現蔣經國」，但現在她一個也看不到，「64之後，我從來沒有認為中國可能出現一個蔣經國，甚至我認為也不會再出一個趙紫陽（起碼在我有生之年，我看不到）。我作為一個以寫作為生的獨立知識分子，我沒有做『中國夢』，一如既往，對中國的現實進行批評」

採訪之後，《觀點》節目主持人唐琪薇特別在網上再次聲明她的觀點，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她這麼嚴肅，可見「蔣經國開明」這個說法，在中文話語中份量何等重大！猜度「威權者」的心思，彷彿也是「獨裁」被「威權」過度後的一種新的可能，尤其它涉及「代價盡可能小」的成本合理性，有天然可愛之處，威權者在壓力和無奈之下放棄權力的種種前提，在中文話語裡變得那麼的輕佻和偶然，防佛一點也不重要了，威權者的天良發現才是最要緊的——這是典型的「帝王將相說」和歷史唯心主義。那麼，國民黨與中共的異趣只在於：

一次暗殺，令蔣經國廢儲；一次屠殺，令鄧小平立儲。─純屬偶然。

臺灣民主運動史家杭之再談「美麗島事件」，有一句話對大陸頗有教益：『台灣民主化以後，有一個人造的「神話」，說台灣的民主化是蔣經國精心佈局，一步一步引導，有序開放轉型而來的。這「神話」讓對岸一些傾向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羨慕得很，希望中國這個領導人那個領導人學「蔣經國」。』

我至今記得，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有一股「新權威主義」思潮，詮釋中共在「鄧小平權威」下，也可以「從上而下」推行政治改革，甚至六四屠殺後，這種浪漫幼稚，還蔓延過一陣。這個政治學假說的背後，支撐了東亞經濟奇跡、儒家文化圈民主化、大中華崛起領先等一大套架構，總之是避開「民主制度」中國（漢族）可以領先群倫。 

而今面對六四血光之災，以及今日習近平的高壓型威權統治，中國學人有何顏面目視他們當年的言論？ 

今天我們其實可以做一個有趣的比較政治學：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太子黨。 

1985年8月16日與12月25日，蔣經國兩度公開表示：「從來沒有考慮蔣家成員接班」，「蔣家不能也不會參選下任總統。」

蔣經國就這樣終結了蔣孝武的接班夢。蔣孝武一旦失去「儲君之位」，蔣家就沒有第二個人替代，整個國民黨就失去「獨裁」地位。  （相關報導： 風評：國民黨的改革是個問題嗎？ ｜ 更多文章 ）

這是不是布爾什維克式政黨的一個特色呢？國共兩黨，都是蘇聯布爾什維克式政黨，當年都由史達林派「保姆」來中國組建。這類政黨無論有多少差別，他們都絕對沒有「子弟接班」這個規矩，你看蘇俄和東歐的共產黨裡面，有所謂「太子黨」嗎？ 

所以，中國雖然可以從歐洲引入「馬克思政黨」，但是一定會摻進「封建」因素，逃不脫「家天下」的桎梏。 

真實歷史是，蔣孝武疑似刺殺江南的主謀，整個案情爆發之後，竹聯幫的中堅分子、外號「白狼」的張安樂就一口咬定是蔣孝武下令；加上長期以來他自己給外界的印象，就是與情報單位關係密切。下手槍殺江南的董桂森於被捕後，在美國受審時，也斬釘截鐵地指出，是蔣孝武下了誅殺令。

有文稱：蔣經國為堵眾人悠悠之口，終於決定把蔣孝武調離政治是非中心的臺北，擔任「駐新加坡副代表」。1986年2月17日，臺灣外事部門正式宣佈「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蔣孝武為「駐新加坡副代表」。次日上午，蔣孝武就搭機前往履新。從此，再沒有與蔣經國見面。 

蔣經國就這樣給出了國民黨一黨統治的終結前提，臺灣的民間在野政黨最終可以走向政黨輪替。 

可是，在對岸大陸，同樣是一個布爾什維克政黨，卻由於其領袖的「合法性恐懼」，而對和平示威的學生運動實施坦克機槍的血腥鎮壓，由此帶來徹底喪失合法性的更大危機。 

我在《鬼推磨》中梳理過，老佛爺（鄧小平）垂簾聽政釀出京師屠城大禍，這廂另一個「婆婆」陳雲，細思恐極，深覺江山有廢傾之虞，定調「還是我們自己的子弟接班比較放心」，開啟太子黨權力來源。 

在下一本書《瘟世間》裡我也分析，鄧後江澤民、胡錦濤兩屆「悶聲發大財」，在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之下，一個驚人的經濟增長，變成一場更驚人的腐敗，而所謂「官二代」（江胡兩屆）的腐敗，向太子黨提供了一個集權的合法性來源。

在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時代，2012年位高權重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靠親信王立軍殘酷的「打黑」治官，加上「唱紅」的文革手段，向胡錦濤挑戰。最終，卻是另一個太子黨習近平踏著薄熙來的屍骨登頂，習的權力問鼎之路，也是一場場反腐的結果——習上臺六年中，有134萬名官員因腐敗而被整肅，部長或副部長級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職、大多數投入監獄。自2012年以來遭到整肅的中共中央委員比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還多。

如果說「發財」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後六四），那麼「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後開放），第二個顛覆了第一個，然而橫豎都是它「合法」（legitimacy)。

照此來看，東亞威權不會自動走向民主，在臺灣「刺蔣」是偶然的，我稱之為「刺殺的制度意義」；在大陸，八九學潮雖有其社會根源，但是爆發、退潮、平息、鎮壓的偶然性都存在，中國的倒退不是必然的。 （相關報導： 風評：國民黨的改革是個問題嗎？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中國80年代報導文學代表人物之一，八九民運之後流亡美國迄今。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