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祭事曆下落這件任務，兩年之間沒有突破，雖然伊藤保早已提供線索，給了一個人名一個地點，Mahowan方面也認定Mahowan的Manququ一族擁有祭事曆，但幾經尋訪，無論怎麼問，Manququ一族就是不鬆口，一概回答不知去向，無意承認握有這件不常見的器物。
一九三七年夏天，在花蓮港廳再次督促之下，終於從遙遠的Mahowan傳來可能尋獲祭事曆的消息。橫尾得知後雀躍不已，再度趁著出差搭乘火車至臺東廳途中，先於鳳林車站下車，與鳳林支廳長荒尾角次見上一面，詳細告知他聽來的Haba-an祭事曆的外觀。兩人商議了探索的方向，橫尾又一次懇切地請求協助，交代完了才上車繼續公差行程。
身為總督府官員，橫尾當面向地方官員提出的請託奏效了。我們不知道荒尾支廳長用了什麼方法要求部屬，也不知道Mahowan駐在所巡查部長平良正市究竟如何仔細搜尋，總之他們不負期望，終於問出Haba-an祭事曆的下落。
原來幾年前Manququ一家匆匆東遷，擔心祭事曆半路丟失，乾脆留在中央山脈另一邊，仍然嚴密地在老家藏著。平良部長立刻命令持有者Hamolu Manququ交出東西，要他即刻帶上兩個年輕人，火速前往Haba-an取回祭事曆。Hamolu照辦，而且速度驚人，已知祭事曆七月十日送抵Mahowan，據此推測往返可能只花了五天。
祭事曆下山途中，橫尾也正踏上歸途，好消息傳來，他又一次在鳳林下車，迫不及待直奔Mahowan。七月十二日，橫尾與荒尾支廳長連袂前往Mahowan，親自拜訪Hamolu。橫尾拿起傳說中的黑木板，仔細察看，尺寸大致符合伊藤保的印象，表面不如他描述的那麼黑沉，但確實遭煙塵燻附，陳年使用的痕跡十分明顯，雖說都是祭司「為了祭祀而使用的物品」，但外形或雕刻圖紋都和Qanituan祭事曆不一樣，這是最令人在意的差異。儘管如此，親自「鑑定」後，橫尾斷定眼前的黑木板確屬祭事曆無誤。
視學官橫尾一步步接近目標，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他明確表示希望Hamolu讓出祭事曆，如《臺灣日日新報》一個禮拜前所預告的，官方願意價購，不會讓Hamolu白白交出傳家寶。一開始Hamolu沒答應，我們不知道他有何盤算，也不清楚拉鋸的經過，只知最後交涉成功，Hamolu終於妥協，條件是「將近鳳林支廳長一任的費用」。
荒尾角次於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間擔任鳳林支廳長，為五級判任官，月俸八十五日圓。《臺灣日日新報》所謂「一任」語焉不詳，若指年薪，則雙方協議的金額超過千圓。那一年花蓮港街（今花蓮市）一升（約七百公克）蓬萊白米零售均價二七．八錢（一百錢為一日圓），花蓮港廳（今花蓮縣）一頭水牛均價五十一圓。如果橫尾確實如此應允，則Hamolu妥協的代價相當於水牛二十頭或白米兩千五百公斤，相當可觀。
交出哥哥的寶物換得金錢，Hamolu有何感想無人知曉，但過程可能未必如橫尾所說「欣然讓出繪曆」或「對方很爽快地表示願意讓渡」。
《臺灣日日新報》彷彿追蹤重大案件，橫尾如願將第一件Haba-an祭事曆帶回總督府，次日消息即見報。這篇報導提及橫尾取得祭事曆的過程，大致如前文，比較特別的是關於此件祭事曆的描寫，除了尺寸大小，錯誤百出，看來是不在場的撰稿者或編輯翻出十幾年前的報紙剪貼外加想像的成果，末了還將文責推給遠在Mahowan的Hamolu和警察：
〈終於發現布農族的祕寶繪曆—派遣蕃丁到臺中州丹大社 讓渡交涉成功〉
【花蓮港電話】前略……。這次發現的繪曆與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發現的第一個大同小異。可說是與布農族創作者有關的第二個繪曆。此繪曆長一尺多，幅寬約七至八寸，板上橫向雕刻著繪文字，記錄著整年度的歲時活動。這次發現的原板看起來很有歷史，有磨損消失處，三十四年前再度覆寫，所以確認是真品無疑。恐怕除此之外，在布農族找不到這樣的物件了。布農族人據此繪曆而知每年的歲時活動及農耕祭儀等，而持有者據此向族人口傳，故此繪曆為布農族的傳家祕寶，對外族而言是秘密。……以上是Mahowan社警察聽持有者所說。
Haba-an的Bilian Manququ或許聽說Qanituan的祭司創造了iși-lu-lusɁan這種聞所未聞的器物，但多半未曾見過。無論如何，當他試著創作自己的祭事曆時，並未參考也未模仿Qanituan的祭事曆，兩者的外形明顯有別，絕非報端所說的「大同小異」，此外，Bilian也發揮智慧、經驗與想像力，創建了一套個人專屬的符號系統。橫尾對祭事曆著力甚深，他的描述最值得注目：
（Bilian的）繪曆的形狀……為長方形，和Qanituan的相較明顯不同。……縱列分為七格，橫列分為十三格，總共區分成九十一格。……材質是檜木。雕刻方面，比Qanituan社更有藝術性，特別是橫列上的人形，令人感到豐富的原始氣息。
關於Bilian的祭事曆，可信的紀錄只有伊藤保、齋藤康彥及橫尾廣輔等三人的見聞與描述，他們從未提及Bilian「三十四年前」曾覆寫祭事曆板，《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值得持疑。
Bilian翻山越嶺，在Mahowan生活了三年左右即過世，弟弟Hamolu繼承了他安藏於故鄉的祭事曆。Hamolu從沒想過回去Haba-an將哥哥的遺物帶到Mahowan，他不是祭司，根本用不到—來到Mahowan的Bilian也不再是祭司—花蓮的新家園和西部老家的風土不一樣，聚落所在地海拔不一樣。日本人讓許多事物變得不一樣，從前Haba-an的祭事曆，不適用於現在的Mahowan。
Hamolu聽哥哥說過祭事曆，如何使用卻不甚明瞭，他只是擁有哥哥遺留的寶物。嚴格說來，Hamolu從未盡保管之責，甚至從未真正擁有Bilian的祭事曆，除了一九三七年七月初那一趟非自願的返鄉之旅。或許他也想不通，為什麼一個日本大官對老家的iși-lu-lusɁan那麼感興趣，那不是只有布農族祭司才用得到的「過時的」東西嗎？不過，由於突來的「因緣」—或命令—Hamolu才有機會在急於星火的旅途中，短暫擁抱了哥哥—或者舊部落、舊時代—的遺物。
儘管不完全理解祭事曆，Hamolu仍應要求描述那九十一個格子的意義。他一邊說，平良巡查部長一邊紀錄。經第二人Hamolu轉述、第三人平良正市翻譯，從口說布農族語到書面日文，祭事曆圖紋解說終於送到橫尾廣輔手上。橫尾感謝平良部長的用心，卻對這份「輾轉」而得的手稿感到有些不解，曆板上有的格子明明空無一物，為什麼也有儀式活動的解說？是不是Bilian想不出合適的符號？
Hamolu也說不出理由，即使他是「填滿」空格又是當時最「接近」祭事曆的人。
＊作者王威智，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MFA。1995年參與編輯李明亮先生《臺灣民主國郵史及郵票》一書，多年後改寫為《臺灣老虎郵：百年前臺灣民主國發行郵票的故事》。本文選自作者新著《看不見的文字：時代挑戰與一名布農祭司的回應》（蔚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