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旬，中央山脈東麓的Mahowan社傳出另一件祭事曆的下落，《臺灣日日新報》刊登來自花蓮港廳的消息：
〈布農族的秘寶—珍品繪曆下落漸有頭緒 創作者家族居住鳳林 若發現將以相當價格購入〉
【花蓮港電話】關於去年傳說自臺中州移住鳳林支廳Mahowan的丹蕃，秘藏紀錄布農族歲時祭儀活動的繪曆，花蓮港廳理蕃課雖委託鳳林支廳展開調查，但尚難以掌握持有者為何人，直到最近才有點頭緒。前述繪曆創作者的家人為Hamolu Manququ，現居於Mahowan社四番戶，調查該戶人家後，得知搬到Mahowan社以前，使用此繪曆者是丹大社一個名叫Bilian Manququ的人，但當時不知其行蹤。當局表示此一物件對布農族而言是非常貴重的物品，懷疑有所隱瞞，或許提出相當的金額，對方願意出讓。目前花蓮港廳警務課正向警務局交涉中，橫尾視學官七月前往臺東廳出差應該會順道到Mahowan社調查。
我們無從得知這一則報導引起多大的注目，但絕對令橫尾廣輔雀躍不已。《臺灣日日新報》預告橫尾視學官將趁出差之便前往察看，顯然橫尾對此事早有所知，甚至有意收購，無論如何都要拿下這件祭事曆的意志既強烈又堅定。身為臺灣「蕃地」文教相關事務最高主管，祭事曆屬於橫尾的業務，他個人對此奇物似乎也十分著迷，甚至在自宅安置了一件複製品。
世事連環相扣。一九三四年秋天橫尾視察新高郡，不久寫了一篇關於祭事曆的文章，他的同事齋藤康彥警部對此甚感興趣。半年後，齋藤奉派前往新高郡，跟著橫尾的腳步，在入春三月的差旅途中遇見一個名叫伊藤保的理蕃警察，相談之際無意中提起祭事曆。
這一趟出差為齋藤帶來不小的刺激，一回到臺北就以〈莫測高深的布農族文化〉如此聳動的標題，在《理蕃の友》描述差旅見聞：
……印象中，某位臺北帝國大學學者曾經說過，若仔細尋找必能進一步發現其他繪文字的存在。果不其然，我於今年三月底至新高郡公務出差時，丹大駐在所的巡查部長伊藤保先生告知我有關繪文字的新發現。根據他的說法，約莫昭和五年，他發現丹大駐在所轄區內Haba-an社的祭司Bilian Manququ擁有雕刻繪文字的木板。將其與稍早發現的Qanituan社繪文字相比，Bilian持有的木板尺寸稍小，約兩尺，但木板上雕刻的繪文字彼此幾乎雷同。遺憾的是，Bilian Manququ後來因為秘密交換搶枝遭到警察追究，自覺身家性命危險，便和獨眼的弟弟Hamolu Manququ與Nitupalu Manququ等人於眧和五年的夏天舉家逃亡至花蓮港廳鳳林支廳轄內。身為兄長的Bilian如今業已病亡，但我相信木刻畫歷必定仍然完好保存著，目前已照會花蓮港廳進行調查，相信有朝一日必能繼續發現第三件、甚至第四件。……
齋藤對祭事曆的興趣不亞於橫尾，他在已知祭事曆的「祭儀行事曆」、「祭儀備忘錄」此一主要功能外，率先探討這個「為了祭祀而使用的物品」與曆法及天文的關係，還舉例說明布農族人擁有「曆」的觀念，最令他驚訝的是，布農族人知曉閏年觀念。順帶一提，齋藤提及臺北帝大某教授認為還有其他繪文字云云，該教授或指田崎仁義博士，但田崎博士未執教於臺北帝大，只是有一天在日本收到一個署名「Formosa K生」的準匿名人士好意寄送的《臺灣日日新報》剪報，報導中提到祭事曆使用「繪文字」（田崎用詞），令他甚感興趣。
但伊藤保究竟說了什麼？
伊藤保是深遠的丹大駐在所巡查部長，官銜職級與齋藤相差一大截，不過他講述的故事讓後者聽得津津有味印象深刻。齋藤並未完整記述細節，聽聞齋藤轉述的橫尾卻念念不忘，兩年後撰文仍不禁回顧這一段「關於往事的往事」。
那是一九二七（昭和二）年左右的往事，當時伊藤保還是一個小巡查。有一天，他前往丹大駐在所轄下的Haba-an—一個位於丹大社東方的布農族部落，更深遠，更靠近中央山脈主脊—走進祭司Bilian Manququ家中。伊藤保說當時Bilian看起來五十五、六歲，引起伊藤保注意的不是祭司的年齡，而是一片掛在祭祀台的木板，外觀黝黑，上有雕紋，用途不明，也不知意義為何。後來，伊藤保又去了幾次，發現Bilian非常愛惜那塊黑木板，可以說到了寶貴的地步。Bilian的舉動相當奇特，伊藤保不禁好奇，詢問那到底是什麼。Bilian只簡短答說用來祭祀，一點也沒有進一步解釋的意思。伊藤保沒在意，也沒追問用法。不久，Manququ一家秘密交換槍枝的消息不知為何走漏，唯恐遭到警察追究，乾脆一走了之，翻山越嶺去了花蓮。
齋藤本來就相當關注橫尾一年前那一篇關於祭事曆的文章，聽完伊藤保一席話，直覺那塊不知何物的黑木板就是祭事曆，回到臺北立刻向橫尾轉述。布農族人懂不懂天文，橫尾不在意，全副心思都被可能存在的祭事曆佔據了。雖然這一條線索稱不上確切的訊息，但哪一件需要證實的事情不是如此？根據齋藤的轉述，Bilian已經死亡，家人可能住在Mahowan。由於消息來源尚稱可靠，橫尾信心滿滿，立即照會花蓮港廳請求搜索，急切之情溢於言表，感覺更像迫不及待下令地方非找到不可。
至遲一九三五年四月間，花蓮港廳接獲理蕃課的「照會」，對於來自總督府的請託，地方不敢怠慢，立刻督促祭事曆疑似所在地的鳳林支廳配合，鳳林支廳又要求明確被點名的Mahowan駐在所全力搜尋。當時Mahowan駐在所設立僅約半年，全體上下從巡查部長、巡查到警手想必挨家挨戶質問那塊黑木板的下落，至於Manququ一家，無庸置疑，一定遭到強力而密集的「問候」。
從一九三三年春天到一九三五年底，正是丹社群人大舉「集團移住」至Mahowan之時，丹大溪流域Telusan以東包括Haba-an、Ka-alan、丹大……等各社被迫遷到Mahowan，遼遠的丹大溪流域漸漸「清空」，一九四〇年完成「集團移住」後就再無人常住了。
不像其他移住地事先建設，丹社群人陸續抵達後，日人才開始規劃Mahowan，一九三四年十月新設駐在所，廳舍則新建於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丹社群人湧入Mahowan，人口愈來愈多，一九三三年十五戶一百三十二人，之後快速增長，一九三七年攀抵高峰一百三十三戶一千一百四十九人。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間，Mahowan的警察一定忙碌不堪，一邊安撫、控制被迫到此安家落戶的布農族人，一邊應付鳳林支廳、花蓮港廳甚至總督府催促搜尋一塊沒人見過的黑木板，費事又少有頭緒，內外交逼，想必有苦難言。
＊作者王威智，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MFA。1995年參與編輯李明亮先生《臺灣民主國郵史及郵票》一書，多年後改寫為《臺灣老虎郵：百年前臺灣民主國發行郵票的故事》。本文選自作者新著《看不見的文字：時代挑戰與一名布農祭司的回應》（蔚藍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