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夏宜樓》小說描述一位書生瞿佶，在街肆上買西洋千里鏡。他登塔試眺，照見一位美女名叫嫻嫻，居處夏宜樓，容貌端莊過人，決計娶為妻。千里鏡打破男女空間區隔的藩籬，結局為「吉人既占花王，又收盡了群芳眾豔」。李漁是明末清初的文人，在那時代已經有西方傳教士引進洋貨到中國來，所以他是第一位把望遠鏡寫入小說的文人。
到十八世紀，《紅樓夢》小說中出現的西洋器物更多，該書描述劉姥姥進大觀園，見到自鳴鐘「只聽得當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賈府的大時鐘、大鏡子，婦女穿著毛皮服飾或使用瑪瑙、鼻煙壺等物品都是洋貨。然而，《紅樓夢》和清宮的洋貨比起來，又顯得小巫見大巫。清宮有粵海關大量採辦洋貨，乍浦港進口的日本洋銅和各種東洋器皿等，還有恰克圖俄羅斯進的毛皮、紡織品等。這些進口的毛皮、毛織品、珊瑚、銅、錫、鉛、玻璃、紫檀木、洋氊數量，令人嘆為觀止，可見清人對西方舶來品的興趣值得深入探討。
經由貿易數量的變化來觀察洋貨影響人們生活的品味，這是近年來中西學者關注的焦點。彭慕蘭（Pomeranz Kenneth）《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討論歐洲和中國的奢侈消費，如糖、絲、棉產量影響城市居民的品味。此外，西洋的眼鏡、飾品、毛皮與食品魚翅、燕窩等舶來品也在中國迅速的成長。彭慕蘭認為中國人對西方進口的舶來品除了燕窩之外，對其他商品興趣不大。
康無為（Harold Kahn）曾提到：「十八世紀的北京在生活方式或服飾上，並未模仿外人，也沒做過什麼調適，不像八世紀長安那樣，深受唐帝國外緣的突厥和波斯人的風格與貨物的影響」。
韓格理（Gary G. Hamilton）討論十九世紀俄國接受了大量的西方貨品，其接受原因是因這些貨品是歐洲製造的，特別是法國製造的。然而，親法分子掌握俄國後，就把這些西方商品留給俄國的貴族及其家臣使用。菁英分子有意藉著把這種貨品集中於君主，特別是凱薩琳大帝，以形成一種消費模式。南美的菁英分子也使用大量的西方貨品，菁英分子也是政治領袖，他們保有極大的優異性特點，作為維持他們的領導權的手段之一。在印度使用西方貨品是特殊分子，例如有知識的行政人員及商人等。如此看來，西方社會中菁英地位群體比較容易接受西方商品。
至於中國人基於文化的優越性，菁英分子不喜歡所有的外國人及外國製的貨品。然而，十九世紀中國處於內憂外患時期，統治階層與文武官員等都倡導簡約，而十八世紀盛清時期，皇帝宮廷生活無不奢靡鋪張，洋貨充斥宮廷。洋貨成為清朝帝國統治的利器，賞賜蒙古王公、西藏喇嘛等，締造太平盛世，不能忽視它的重要性。西洋物品在宮廷大量使用，北京內城是旗人居住的地方，城內的東西兩廟，東城的隆福寺和西城的護國寺，一日能消耗百萬錢，消費者極盡所能的購買洋貨。
筆者閱讀清人筆記，特別是《北京竹枝詞》提到乾嘉時期洋貨充斥北京，如大小絨、嗶嘰、羽紗、紫檀、火石，及所製時辰鐘表等物，精巧絕倫。十八世紀朝鮮王國每年派使臣到北京朝覲，許多使臣的日記都提到北京繁華且奢侈景象。如朴趾源（1737-1805）於《熱河日記》載隆福寺：「階墄玉欄所布掛，皆龍鳳氈罽，而衣披墻壁者，盡是法書名畫。⋯⋯前年李懋官遊此寺，值市日，逢內閣學士嵩貴，自選一狐裘，挈領披拂，口向風吹氅，較身長短，手揣銀交易，大駭之。⋯⋯然今吾歷訪賣買者，皆吳中名士，⋯⋯其所覓物，類多古董彝鼎、新刻書冊、法書名畫、朝衣朝珠、香囊眼鏡。⋯⋯以中國人人能有精鑒雅賞也。」李德懋看到嵩貴在廟會市集購買高級狐裘，大為驚訝。朴趾源到北京正逢乾隆四十五年（1780）皇帝七十大壽，當時的隆福寺所賣皆氈罽、書畫、古董、朝珠、香囊眼鏡、狐裘貂帽等。嘉慶朝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續錄》載：「乾隆末，和相當權，最尚奢華，凡翰苑部曹名輩，無不美麗自喜，衣褂袍褶，式皆內裁。其衣冠敝陋，悃愊無華者，人皆視為棄物。」官員衣褂袍褶必稱宮樣，爭尙奢華，說明宮廷帶動時尚流行。
倪玉平、許檀等提到崇文門稅收的增加，他們雖留意了商業的發展， 但是未特別討論稅收和國際貿易的關係。雍正五年（1727）中俄簽訂《恰克圖條約》，乾隆二十年（1755）中俄商民開始在恰克圖貿易。又，乾隆二十二年（1757）所謂「廣州一口通商」。洋貨帶來了崇文門稅收的變化，第一、以「洋」為稅目數量增加。康熙二年（1663）規定：「凡外國進貢之人，帶來貿易物件，應令崇文門監督，止記冊報部，不必收稅。」 康熙八年（1669）崇文門訂立稅則，雍正八年（1730）關於皮張的稅則不多，包括上、中、下等三等貂皮，及豹皮、狐皮、水獺皮、虎皮等。 乾隆十七年（1752）增海龍皮、沙狐皮、羔皮袍、羔皮褂的稅額。乾隆三十六年（1771）增訂了洋貂皮、太平貂皮、洋灰鼠皮的項目，這些都是進口的毛皮。另增羽綢、珊瑚器、水晶器、碧霞璽、鐘表之稅則。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崇文門稅關徵收的布疋類中有「洋」、「回」的錦緞、布疋約17 項。皮張則增加20 種毛皮項目，而且依照服飾所需，分有「袖」、「領」、「帽沿」。 其他金線、絨氊、鏡子、八音盒、自行羊、顯微鏡、洋針、洋紅、洋青等更不可勝數。
第二、崇文門稅收在乾隆年間大幅增加。崇文門以菸、酒、茶、布四項為大宗，順治年間正額為85,099 兩，康熙二十五年（1686）正額為94,483 兩。雍正元年（1723），正額為102,175 兩。 乾隆二十一年（1756）正額盈餘共銀262,085.7 兩、乾隆四十一年（1776）為316,089.5 兩。崇文門關稅繳交戶部的定額約為110,000 兩餘。 嘉慶八年（1803）八月初三日起至九年八月初二日止一年期內，徵收過額稅銅斤水腳銀102,180.81 兩，又儘收儘解參稅銀5.43 兩，盈餘銀179,359.54 兩。 自嘉慶十年（1805），八月初三日起至十一年八月初二日止計十二個月一年期滿，共收正額銀102,186.71 兩，收盈餘銀212,473.11 兩，通計正額盈餘儘收儘解共收銀314,659.82 兩。較比上年無閏月年分多收盈餘銀108.5 兩。稅收增加和洋貨在北京的流通不無關係。
崇文門稅收和居住內城的居民消費有關。根據韓光輝研究，清代順治四年（1647）內城人口39.5 萬，外城14.4 萬，城屬人口12 萬，共65.9 萬。康熙二十年（1681）內外城共76.7 萬。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98.7 萬，其中內城45 萬。宣統二年（1910）外城人口為82.2 萬，內城約38.8 萬，共121 萬。若連外城人：清初為55 萬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為86 萬人，清末為121萬人。根據史志宏研究戶部銀庫支出：京師八旗兵餉約計400 餘萬，京師王公百官俸祿、京官養廉銀等108 萬兩，以及行政經費支出約90 萬兩， 京師官員和兵丁的俸餉等達5、600 萬兩，足以形成龐大的消費群體。
《金吾事例》載：「嘉慶十八年，御史嵩安等奏酌籌內城編查保甲事宜。⋯⋯居民鋪戶俱令注明姓名、籍貫、年歲、行業、家口、奴僕。除婦女幼孩，其餘俱令注明年貌。鋪戶令一月出具甘結，一本送衙門存查；一本交該官廳收存。」 該書統計咸豐元年（1851），北京內城的戶口約76,443 戶，商鋪數量為15,333 家。（圖A）
過去筆者探討北京廟會的活動主要集中在護國寺、隆福寺、雍和宮等地。從圖A看來，這些寺廟附近，以及東四牌樓、西四牌樓鋪戶的分布較多，此為旗人消費場所。劉小萌利用北京的契約文書研究漢人在內城經營商業，其鋪面分布於東直門內北小街、安定門大街、鼓樓前斜街、德勝門內大街、國子監西口、西四牌樓東邊等處。也是靠近圖A鋪戶密集所在。
＊作者賴惠敏，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乾隆的百寶箱：清宮寶藏與京城時尚》（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