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為兩位作者的對談錄，內容橫跨古今中外，立足本土，讓讀者身處瑣碎、繁複的世事，還能追尋更澄明的心靈。
陶國璋（以下為陶）：我覺得兩個世代永遠都有一種代溝的。我們要知道青年人大多在心智上充滿湍動，有時做事時未有詳盡的思量。就自殺的問題來講，最核心的元素就是絕望感。丹麥哲學家齊克果說絕望感是一種人覺得空虛、無聊，甚至慢慢感到孤獨無援的時候產生抗拒面對自己的情況。由此觀之，自殺者除了有情緒抑鬱外，更常會因不願面對自己而猶如消費者那樣將自己消耗殆盡，如涉足吸毒、酗酒、賭博、沉迷電動等去麻醉自己。有一點很微妙的是自殺者在沾染這些不良嗜好一段時間後總會有某程度上的清醒，然清醒後自己總是感覺更為痛苦，最後再次選擇逃避。周而復始到了一個臨界點之後，就會產生一種無法再面對自己的絕望感，故選擇自殺。
不過話得說回來，香港青年雖然有點先天不足（輕不著地之世界趨勢），但人性中，青年人的正義感正如八、九點鐘的太陽（毛澤東語），他們尚未進入成人世界，對公平、正義、理想總有一股衝力，總是要「打抱不平」，機緣上遇上這場社會運動，內在的理想性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孟子語），被壓抑的無助感，正好激起千重浪，形成波瀾壯闊的群眾活動。所以這場運動特別純粹、特別感人。
趙善軒（以下為趙）：上述分析似乎跟現在香港社會青年人的那種絕望有點不太吻合？我記得大學時期就讀哲學的藝人黃子華說過一個虛構的故事作比喻。他說二〇一四年的有一天，阿強穿著一件寫著「生於亂世」的Ｔ恤來到他家，然後他爺爺一看到就說：「生於亂世？我們跟日本人打仗的時候才叫生於亂世啊！」上一代的人往往無法理解現今社會青年的行為。他們覺得絕望的社會泛指他們曾經歷的各場戰爭、大躍進、饑荒、文革等。他們覺得現在的香港社會如此富足，而且大家生活也相對自由。你們年輕人有甚麼資格說絕望呢？我覺得年長的人一旦進入這種思維，你就不能夠了解青年人了。對此陶先生你會如何將年輕人的絕望解釋予那些年長的人？
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Unbearable of Lightness of Being）說過去的人活在一個比較沉重的環境，如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民族主義的興起，或者中國經歷過的五四運動、國共內戰等。這樣令他們形成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感覺。現代人有一種很特別的處境，就是在目前稍為富裕的社會裡稍為缺乏一種生活壓迫的狀態。這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叫作「輕不著地」，或稱「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我有一個學生將這個名字改為「生命難頂輕飄飄」。一言以蔽之，輕飄飄的感覺就是找不到生命的必然性，如大家會想為甚麼我一定要上班、考試、遊行示威呢？這除了是哲學問題，也是一種時代的表現，就是說他找不到必然要這麼做的原因。有時候即使你是因為感覺社會有所不公平、不公義而需要表達出來，但當你發現即使行為再激進也改變不了社會後，會產生更大的情緒，感覺自己雙腳好像離開地面一樣輕飄飄的，產生了一種特別的虛無感。這當然是較文學的分析，但是籠統地也可描述到現在年輕人的那種無助感。
趙：最後我想問一下，為甚麼陶先生你會覺得這些青年人自殺的種類是無規範型多於利他型呢？諸如某自殺者會希望以結束生命影響他人，而這事件刺激了很多人。當然我們絕不鼓勵這樣的行為。
陶：利他型是比較深層的，關乎仁義的問題。舉例屈原的自盡也引起後世很多討論。
趙：我們往往會問：他應否自殺？他的情商是否較低？還是說他真的用生命來死諫？雖然他所做的事情其實是無能為力，但這是士大夫的一種慨歎。
陶：這種在哲學上云「不完整義務」（Incomplete Duty），就是說在消極的狀況下去表達某一種呼聲的一種過程。因應在某些歷史環境下，我們會歌頌各種歷史人物捨生取義， 但這些情形其實更多是在有缺陷體制下的反動。在邏輯上，我並不同意那些自殺者的行為達致那個程度。實際上，我們未必可以對所有自殺者一概而論或一下子代入，畢竟他們心境都不同且複雜，可目前的情況確實不是需要行仁義的階段。
趙：我對這個問題有一個簡單的觀點。首先，現代的時代特點是資訊傳播的快速發展。相較於過去，我們現在可以透過各種媒體平台以言論和行動表達我們的訴求，而不必依賴於悲劇性的死亡事件才能引起關注。這種資訊發達的環境讓我們有更多的機會將我們的聲音傳達出去。因此，我們應該珍惜生命的可貴，保留我們的身體和能量去做更多積極的事情，而不是以犧牲生命來表達訴求。
即使在無法改變現狀的情況下，我們仍然可以通過個人的努力去改變自己的處境，以充實自己並為社會做出積極的貢獻。我常常提到一句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這句話強調，無論處於貧困還是成功的狀態，我們都應該秉持良好的品德和價值觀，以個人的努力去成就自己並影響周圍的人和社會。這種積極的態度和行動不僅能夠改變自己的命運，也能為整個社會帶來積極的影響。因此，我們應該重視生命的可貴，運用我們的智慧和力量去追求正面的改變，並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和回應社會的問題。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理念，為自己和他人創造更好的未來。
陶：我也有一個正面的訊息想分享。電影《瑪莉和修女》裡用了跟海倫・凱拉差不多的例子，講述一個又聾又盲的女孩成長時表現暴躁，並不能表達自己。女孩後來遇到了一個很好但身患重病的修女。該修女基於覺得是神給予啟示要其治療好該女孩而盡力教育她。有一段是女孩很喜歡一把小刀，於是修女就想教她用小刀而用手指在其手上一直划出小刀的樣子。女孩初期一直堅持反抗，但最後當修女給予女孩小刀時，女孩子突然肯自己用手打叉划一下。到了下午的時候，女孩突然主動拿起一叉子問其一戳一戳是甚麼，修女就用手語解釋叉子的用途。女孩不斷透過摸其他東西去學習而逐漸學會表達自己，並透過觸碰凹凸的字母去學習拼音。這電影結局是該女孩跟父母重逢，並且用手觸摸別人的面孔時感覺到是甚麼人。我自己覺得甚為感動人心及勵志。
由此電影我們帶出了一個道理：人的心靈在困在肉體裡閉塞的時候是很需要溝通的。自殺者往往就是覺得封閉得不能忍受，就會使用極端行為引起大眾關注。如果他們像女孩一樣有機會可以跟別人溝通，把內心的東西宣洩出來，而大眾亦更多去了解，就會令他們重拾快樂。
趙：最後我再三呼籲大家不要渲染這種行為，因為一個都不能夠再多！
＊作者陶國璋，新亞研究所榮譽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客座助理教授。趙善軒，曾任深圳大學饒宗頤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美國布萊恩特大學合聘副教授、新亞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訪問學者，現為國立中山大學兼任研究員，旅居英倫。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再飄零：離散時代與社會撕裂的哲學思考》（一八四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