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在華居住、工作時，在位的皇帝是萬曆，而在漫長萬曆年間（一五七三—一六二〇），由於皇帝不問朝政，充當他與官員之中間人的太監權力特別大。利瑪竇很快就知道，太監控制獲利甚大的大運河漕運，因此，只要能和太監同行，他就和他們同行——權勢甚大的太監能快速通過一道道閘門，而正常情況下，過閘的船可能要付高額費用，且仍可能要等上四、五天才能過閘。
利瑪竇說，有次，他和一位耶穌會同僚從某太監那兒租到貨船上的艙位，那艘船載了水果要取道大運河至北京。這兩位耶穌會士和舵手談定以十六達克特的價錢把他們從南京載至北京，一半預付，另一半於抵達時支付。然後太監揚言，如不另外付他八達克特，要把他們的貨物和行李丟出船；經過小心翼翼的談判，兩人在抵達北京前付清餘款，才使太監不再糾纏於他們。
有了這個前車之鑑，加上回程經費不足，利瑪竇盡量省錢，於是在一艘要從京城返回的空船上租了艙位。價錢不貴，但此船太破舊，舵手太窮，雇不起縴夫，於是船行緩慢，一天只能前行數英里，最後，在北方河港臨清碰上河水結冰，無法再前行。被迫無所事事待了數星期後，始終靜不下來的利瑪竇把同伴和行李丟在船上，自己一人南行。他乘坐載客用的手推車，沿著大運河繼續趕路，很快就到達蘇州。此前他從未坐過這種交通工具，覺得快速又方便。
誠如利瑪竇也非常清楚的，中國的大河很危險。他在羅馬求學時碰過災情慘重的洪災，那幾年間大雨使台伯河水越出河岸，沖毀房舍和農田，導致穀價上漲一倍，街頭暴動。但在中國僅僅三年，他就目睹一場遠更可怕的洪災：西江河水淹沒他居住所在的肇慶府，同時來襲的地震使災情更加慘重。當地中文紀錄報告，九十個村鎮蒙受損失，兩萬一千七百五十九戶民宅被毀或受損，十多萬英畝農作物被毀，三十一人溺死。
至於黃河，利瑪竇後來寫道：「這條河給其流經的中國地區帶來很大傷害，既因為其河水的氾濫，也因為其頻頻改道。出於這兩個原因，官員以許多帶有迷信性質的儀式祭拜黃河，猶如在祭拜神靈。」關於他對這些「帶有迷信性質的儀式」的認識，他閉口不談，但隨著晚年更加深入閱讀佛教典籍，他對中國人所講述的許多人與水的宗教故事，可能略知一二。
十五世紀初明朝太監鄭和統領艦隊下西洋，締造出中國海上探索的最後輝煌時代，而從該時代流傳下來這麼一則故事：有個水手落水，但因虔誠信奉大慈大悲的觀音，神奇獲救。另有中國人的故事描述了更加讓利瑪竇心有戚戚焉的事件，例如虔信佛教的水果商沈濟寰的故事。一五九三年冬沈濟寰帶著一船橘子要渡過太湖，突遇暴風，湖面頓時天昏地暗，掀起的巨浪和房子一樣高，船上的楫櫓落入湖裡，船開始下沉。沈濟寰大聲求救，令岸上觀者大為驚愕的，兩名金甲人將他的船從巨浪中拔出，把船員、沈濟寰、船貨安然送到岸上。這兩個金甲人是守護神，感動於沈濟寰每天早上出門工作之前虔誠誦讀金剛經，始終隨身帶著一本金剛經，因而出手搭救。後來，在太湖地區，沈濟寰被人稱作「青果沈佛家」。在此地區，利瑪竇有許多友人，五年後他就搭乘手推車走過太湖沿岸。
道濟和尚的故事，儘管發生於更早的時空，或許更加觸動人心。道濟不識水性，有天想去探望一位生病的友人，卻被春季突發的迅猛大水擋住去路。但他堅信佛祖保佑，用袍子裹住佛經，擺在頭頂上，然後大膽跳進河裡。他輕鬆走過河面，安然抵達對岸，好似水深只幾吋。但抵達對岸時，他發現佛經和包經的袍子已不見蹤影。他急忙趕往生病友人家，在那裡哀嘆失去經、袍，卻赫然看到那包佛經安然躺在桌上。他高興得將它一把抓起，發現包經的袍子濕透，好似被暴雨打過，但袍裡的佛經經文光潔清晰。
利瑪竇懂得失去神聖經籍的痛苦和失而復得的喜悅。赴中國傳教多年，他一直渴望擁有一套精美的《普朗坦聖經》。他第一次見到此聖經，係在一五八〇年它被當成禮物帶去印度要送給穆斯林皇帝阿克巴時——也冀望藉此使阿克巴改宗。這本聖經之所以如此珍貴，不只因為它以多種語言呈現嚴謹的學問，不只因為其宗教內容，還因為其外觀、沉甸甸的分量、紙質的精緻、皮革裝幀的細緻。這部聖經共有八冊，每冊從頭到尾都是以活字印成。中國境內的教徒一再埋怨他們所能取得的基督教書籍太過單薄，問耶穌會士，中國學者冷言薄薄的小書就能包羅他們全部的基督教義理，他們要怎麼反駁那些學者的這番嘲諷。有些耶穌會神父眼看這樣下去不行，乾脆自行印製了靈修書籍。這些書仍以拉丁文印出，但附上漢字，藉此至少把他們還無法譯出其意思的書籍音譯出來。這些書依舊非其中國讀者所能看懂，但被肯定為往正確方向邁出一步，因為使基督教所宣揚的義理顯得更有分量。
因此，《普朗坦聖經》能給他們想要的一切。此聖經皇皇八大冊對開本，以希臘語、拉丁語、希伯來語、迦勒底語（Chaldean）印製，配上低地國一流名家的精美銅版插畫，代表反宗教改革運動在支出、決心、奉獻上的極致。根據與西班牙王腓力二世所簽合同，克里斯朵夫．普朗坦（Christopher Plantin）於一五六八年至一五七二年製作出《普朗坦聖經》；為使此工程順利進行，腓力二世花了兩萬多弗羅林幣（florin），在此期間的許多時候，動用多達十個普朗坦的印刷機和他底下三十多名熟練工人。為完成此書，辛苦搜羅了數種鉛字，將正文交予羅馬的教義專家和宗教裁判所審批，雇用了懂多種語言的人才校稿，還找來許多技術熟練的裝訂工、上色工、畫線工。為滿足專為國王製作的十三套最豪華聖經所需的羊皮紙，用了八千隻綿羊的皮，為印出此版一千兩百冊的其他書，動用了一百九十萬張上等紙。
一六〇三年後期，終於有一套珍貴的《普朗坦聖經》來到澳門，係樞機主教聖塞維里納（Santa Severina）捐贈給中國傳教團。一六〇四年二月，神父費奇規（Gaspar Ferreira）受命將此聖經，連同其他必需品和禮物，帶至北京。四月他抵達南京，八月上旬人已在北京城郊。但在此，誠如利瑪竇在寫給總會長阿夸維瓦之助手阿爾瓦雷斯的信中所說的，北京的神父遭遇「船難」：費奇規抵達時，中國北部正逢致災性大雨，境內所有河川暴漲，洶湧白河洪水已沖走北京邊緣數百間房子，使數千戶人家一無所有，費奇規的運輸船碰上白河漲大水，船身解體，船上貨物付諸流水。價值七十達克特的彌撒用葡萄酒立即沉入水裡，找不回來。圖畫、聖骨盒等宗教器物隨水漂走。最令人痛心的，這套多語版聖經，從半個地球外千里迢迢送過來，就在快要抵達目的地時，落入滾滾洪流之中。
但這套《普朗坦聖經》未沉入河底。這八大冊裝在木盒裡隨水漂走，被附近某船上的中國人從水中撈起。來自澳門、已和利瑪竇一起經歷過許多緊急情況的中國籍耶穌會士鍾鳴仁，看到船民打開木盒、一臉不解瞧著裡面多種字體；趁他們還失望於所打撈起的東西時，他與他們討價還價，用只值十分之三達克特的少許銅錢，也就是照當時匯率相當於義大利的三朱利奧幣（giulio），就買回這套聖經。利瑪竇告訴阿爾瓦雷斯，這套聖經時價至少三百達克特，「我們用三朱利奧幣就能贖回我們的書，實在是上帝的旨意」。八大冊都安好——誠如利瑪竇所說，只有「些許受潮」——鍍金還在，裝幀牢固。為營造驚喜，利瑪竇在聖母升天節那天早上彌撒後，向其北京會眾首度展示這八大冊，效果果如其所料：「精美的印刷和此書的厚重令（會眾）讚嘆不已，儘管看不懂書中文字，他們能對其中的精闢義理有所領會。」
洪水和死亡是河邊生活所不可免，耶穌會士始終清楚其危險。利瑪竇在中國建的第一間房子，位在肇慶，就因洪災嚴重受損，而傳教團財產所遇到的早期嚴重攻擊之一，就是由想要耶穌會士捐出材料加固防洪堤防的憤怒村民所帶頭。利瑪竇常在信中論及這類洪水的可怕和「這些河川既使整個中國如此美麗肥沃又帶來如此大禍害」的弔詭現象。誠如他向總會長阿夸維瓦所說的，他也親眼見到猛烈暴雨後洪水的危害：「許多房屋倒塌或夷為平地，家當化為烏有，民眾若非溺死於屋內，就是溺死於漫過一切的河水。」我們不得不想知道，利瑪竇與其會眾傍著救回的《普朗坦聖經》一起祈禱時，是否曾有片刻想起他用來贖回此書的三朱利奧幣也是天災時一名十歲男孩的賣價。他大概是從一件事知道這價碼，有次，在大運河上他遇見一名友善的太監，該太監送他一個小孩作禮物，而該童就是用這個價錢買來。
自然風光的美麗、水上旅行的便利、河水的狂暴和其致命威力，有時並存。一六〇五年利瑪竇從北京寫信給吉羅拉莫．科斯塔，說「這種對比始終存在，會永遠存在，但憑藉這些風，聖彼得的船還是出航」。一五九五年春就是如此。當時利瑪竇正在韶州傳教，有個高階武官邀他上門一見。此人要去北京接下與朝鮮戰役的後勤規劃有關的軍事任務，此時途經韶州。此人——根據利瑪竇的文字紀錄，我們只知他叫「侍郎」（Scielou）——有個生了重病的二十歲兒子。侍郎風聞利瑪竇的科學本事大受讚譽，想找他幫忙醫治兒子；利瑪竇則使出拖字訣，拿他的醫療知識換取往北京的過境證。侍郎同意此交易，給予必要的許可證。我們幾乎可以百分之百確定，這個年輕人的病因——據記載說是因科舉不第而「悲痛且羞愧」——讓利瑪竇想到用西方記憶術訓練他，使他恢復信心，願意再次應試，而這次奏效。利瑪竇幾乎不懂醫術，接下這個無望成功的任務，其實非常冒險。
＊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國，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自一九六五年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二〇〇八年退休。著作極豐，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利瑪竇的記憶宮殿》（經典新譯版／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