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竹市長高虹安被檢方以貪汙治罪條例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及刑法之「登載不實罪」起訴，震動政壇，不是因為她「貪汙」，而是因為這起間接促成民進黨大敗的選舉戰火，頗有重新延燒之態，對高虹安是否「真貪汙」？司法是否成為政治「真迫害」的工具？社會迄今依舊見解分歧，存有極大落差。
根據檢方的起訴要點，高虹安的前男友李忠庭，並未被起訴，因為他確實執行助理職務；而其他助理也都實際執行立委助理職務，並非「人頭」，他們被起訴並非「詐領助理費」，而是「詐領加班費」，而他們「詐領加班費」並非因為他們都沒加班，而是因為他們報領加班費後，還要「回繳」部份加班所得，回繳的加班所得又並非全部回到高虹安私人口袋，而是進入高虹安立委辦公室，檢方詳細列出這筆總額六十二萬五千多元的回繳金額，扣除實際用於公費的十六萬多元，認定高虹安「詐取」了四十六萬零五十元。
「詐取」四十六萬，比立委一個月的薪資與公費助理、加班費的總額還少，檢方起訴重批高虹安「貪圖小利」，某種程度也算符合事實；但從檢方列舉的詐領費之用途，這「小利」到底是用於高虹安私人？還是用於「公務支出」？檢方的心證和社會認知又顯有距離。比方，檢方列為「應由高虹安個人支出的零用金支出」，包括餐飲、禮品、花籃、紅包、高鐵和計程車費用、住宿、油資、（辦公室）裝潢費、冰箱、咖啡機、衛生紙等「辦公室用品」，實在很難認定不符合立委執行職務之所需；即使真用於個人的包括雙眼皮點、衛生棉、洗頭、卸妝棉補充包，頭痛藥、台大醫藥費等，檢方的列舉帳目只能證明高虹安曾經用過，却不能說明高虹安四年醫藥費或個人衛生用品全由回繳辦公室之部份助理費支出，上述應急或基於方便的支出，照高虹安答辯時的說法，她事後也回繳進這筆「辦公室公積金」，那就很難認定高虹安有侵占或詐領意圖。
簡單講，公費助理固由立法院編列公費，但只是編列總額，如何使用、助理薪資數額，均由立委決定，只要不是人頭，就沒有詐領之嫌；同樣的，加班費也是由立法院編列上限，立委由助理具名報領，至於有沒有加班，還是由立委認定，而非「立法院認定」，換言之，只要在上限金額之內，立法院都沒有權力認定立委（和助理）是浮報加班費，司法又如何認定？事實上，立法院九成九立委的助理加班費是「滿額報領」。
高虹安的問題，不在滿額報領，而在報領後竟要求「回繳部份金額」到辦公室，檢方痛批高虹安擁有傲人之高學經歷、曾任鴻海中階主管、每月領有立委薪資和問政費用、銀行存款上千萬、永齡基金會還支應若干協助其執行立委職務，「財力豐厚，竟分毫不用上開問政相關業務經費，反壓榨憚於其權勢之下屬助理配合共同虛報、浮報酬金、加班費」，言下之意，高虹安夠有錢，豈能向立法院「詐領」人事費？
但是，高虹安的學經歷多好，擔任立委前的工作多羨煞旁人，都不構成她不能與助理報領加班費的理由，因為她既為立委、聘有助理，就可以報領相關費用，唯一值得爭論的是，助理加班費有沒有浮報？能不能回繳辦公室成為「公積金」？如果不能，那麼其他立委又是如何處理？照高虹安前辦公室主任的說法，記帳方式完全延用她的前立委老闆李俊俋，那麼為何李俊俋沒事，而高虹安有事？最重要的，浮報是不是事實？只有浮報才有「詐領」的問題─沒加班而報領，但起訴書看不出高虹女的助理是沒加班而報帳。
高虹安唯一未被起訴的前助理李忠庭的證詞，「我不願意上繳一萬餘元的加班費，也不願意負擔辦公室裝潢……」，這個證詞被援用為檢方起訴高虹安的「鐵證」，即使如此，只能證明高虹安不夠體恤僚屬，尚難認定為「貪汙」，因為李忠庭既非人頭、亦非沒加班，只是不肯繳回他的加班費，此一情節充其量是「勞資爭議」，「勞資爭議」和「貪汙」的距離，就像檢方認定和社會認知一樣遠。
檢方對高虹安的不假辭色，的確讓人側目，既鄙夷其學經歷與千萬存款，除要求「妥予量刑」，還直接要求「褫奪公權」，「妥予量刑」算是客氣了，因為貪汙案件，檢方起訴的一般用語是「從重量刑」，但事實上，適用貪汙治罪條例的犯行都是比普通刑法加重其刑，而褫奪公權則是行禮如儀的廢話，公務員只要貪汙判刑確定，就是褫奪公權。
高虹安自陳貪汙是重罪，檢方起訴未免草率，她說對了，也說錯了，正因為貪汙是重罪，檢方不能草率，但是，檢方在去年選舉期間大張旗鼓，上窮碧落下黃泉，搜集她辦公室所有支出帳目，連雙眼皮貼和衛生棉都不放過，如此「不草率」，又豈能不起訴？她的清白只能靠下一輪的司法攻防，然而，在下一輪司法攻防啓動前，她所有可能的處境都被推盤一番，諸如一審有罪要停職，判刑確定會解職…，她已經被潑了兩輪髒水，高虹安戰清白，司法却得戰貞操，對高虹安、乃至企圖以政治力操弄司法者，此刻只能問一句：汝心安否？檢方起訴到底是司法正義？還是司法不正義？此案也可視為試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