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從種族隔離體制轉型為今天的民主南非，是20世紀最勇敢最美好的故事，那麼，還有誰比奧比．薩克思更適合作為信使，告訴我們民主寬容的訊息。這不只是因為他曾經犧牲一手一眼，也不完全因為他是南非新憲法的締造者（當然，這絕對是了不起的成就），而是他為我們擴展了正義的視野。
唐奬法治獎得獎人奧比．薩克思今年第三度訪問台灣，在唐獎的安排下接受《風傳媒》的獨家專訪。
談及南非成功的民主轉型，薩克思提出幾個重要因素，包括打破種族區隔，而且一開始就有不分種族的視野，追求的是人的自由，同時尋求國際支持等。
讓敵人有發聲機會 找到共存的空間
在這個過程中，手段是重要的，因為大家必須生活在同一個國家，如果將不同族群視為敵人，大家以後無法共存，但如果很清楚的界定種族隔離體制才是敵人，那麼，體制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南非開始協商新憲法時，「give voices to our enemy, have to looking into each other's eyes（讓敵人有發聲的機會，讓我們正視對方）」，為大家找出共存在一個國家的空間。
薩克思認為，現在的南非也許仍不完美，有很多嚴重的問題，但已建立堅實的民主基礎。民主本身也許無法解決問題，但它擁有巨大的能量，讓我們能以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認知真相比把人送進監牢有意義
然而，我們也問薩克思，種族隔離政權造成的傷害，不可能隨著歷史新頁就消失無形，南非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過去的加害者只要願意坦白，就可以得到赦免，這是不是為了真相而犧牲正義？
「我們必須開拓正義的國度」，薩克思認為，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更有力、更有意義也更深遠，如果你強調懲罰，最大的問題就是證據；而且該懲罰誰，是作壞事的那個人？是背後指揮的政治人物？從中獲利的企業家？要為過去的罪行找到正義，非常困難，但如果重點放在體制，那就不同了，因為我們可以改變體制，我們可以要求過去的刑求者說出真相，說出他們過去做了什麼事，這是另一種形式的正義，「可能比把人送進監牢更有意義。」
談到陰謀炸傷他的人，薩克思說，他不會用「寬恕（forgive）」這個字。主導炸彈攻擊的人不會說：「對不起，我炸斷了你的手。」但那個人願意到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並且來探望薩克思，當他說他看到沒有手的薩克思有多震驚，「he knew that，now it is real」，這是有意義的，薩克思說，「他也許不能算是我的朋友，但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國家。」
就如薩克思在《斷臂上的花朵》一書所說，知識（knowledge）和認知（acknowledgement）是不同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運作，讓加害者出來說出自己曾經犯過的罪行，讓受害者（你現在知道他們是有名有姓的人）親口說出他們的痛苦，最終，整個國家才可能「認知」到這樣的事曾經發生，大家也才可能找到共同的歷史記憶。
薩克思認為，對於受苦那一輩人來說，民主本身就是那無可取代的收穫，「這是民主啊！」從不認為民主轉型是奇蹟的薩克思，現在卻以神奇的語調歡快宣示，如今能生活在自己追求的民主理念，這對受害人跟他們的後代，都是非常有意義而值得欣慰的。
真相和解委員會不能當做武器
世界上有各種形態的「真相和解委員會」，但薩克思提醒，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不能拿來當成武器，拿來給誰好看、或是報復誰，而是用來醫治傷痛，真相可以是一把傷人利劍，也可以是醫治人的油膏，台灣如果真的要成立這樣的委員會，目標應該是療傷、而不是報復。
薩克思去過許多國家，在南非、莫三比克、英國與美國住過很長時間，他覺得社會發展民主的最大共通障礙是甚麼？有哪些很重要的民主發展要素，大家沒有認真看待？
許多民主依然不完美
薩克思特別舉美國為例，他說美國給人感覺生氣蓬勃、光明，大家熱烈討論人道、生命問題，但是美國的種族主義仍然強烈，拖累國家民主發展，畢竟民主不能保證社會從此沒有對立。現在的南非民主讓薩克思非常驕傲，但南非社會問題非常嚴重也是不爭的事實。
至於民主社會共通的發展障礙，他認為，大家經常忽略了對話與交流的需要，也就是承認不同差異，願意跟意見不同的人對話，協商解決歧異之道。
他特別著墨「國家暴力」問題，在奮力追求自由民主的過程，很多人不惜使用刑求等暴力手段，南非執政黨「非洲民族議會（ANC）」過去也面對相同的掙扎，但他們很早便決定，不允許以折磨、刑求方式對付那些想毀滅他們的人，他們相信暴力會傷害民主根基。
薩克思說：「我們在為自由、生命奮戰，怎麼能做殘害生命的事？」可是他到美國時卻發現，多數民意覺得，政府刑求基地（恐怖組織）分子沒有關係，這種以暴制暴的思維讓人非常擔心，也是不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