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制裁在美國國家政策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總體經濟模型對決策者將更為重要。若想有效地決定總體方向，就得能夠從各種角度積極思考，以有效指導決策。
或許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一樣高度重視經濟學這個領域。美國的頂級學者深入參與制定公共政策，一些學者如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甚至成為某種類型的民間英雄。
相較於他們在大型監管政策上的建議，他們在軍事領域的工作較不為人知。美國國防部在越戰期間成立了成本評估與計畫評鑑辦公室（Cost Assessment and Program Evaluation, CAPE），招募許多專家，負責就武器系統、部隊結構、人員配置政策，與其他需要量化分析的主題提出建議。
《台灣銀行家》最近採訪了軍事經濟學家、前美國代理陸軍部長約翰‧惠特利（John Whitley），他是川普總統與拜登總統的CAPE代理主任。由於美國的軍事管理方式與亞洲風格有所不同，惠特利認為，雖然所有分析都基於工程學與物理學，但他也強調人的因素，並為分析專家提供了如何讓當權者知道真相的架構。
管理科學的威力
惠特利表示，「對我們的工作來說，最重要的技能是中級個體經濟學。」他跟傅利曼一樣都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同時也是該校至今唯一執掌CAPE的經濟學家。他每天遇到的問題都跟學術論文離很遠，但最常使用的3個概念依然是機會成本、絕對利益和比較利益分析、邊際效益分析。而且他表示，「每週我都會看到有人又在比較兩者的整體平均，忽略了真正重要的邊際改變。」
「經濟學家知道如何配置資源，那是我們所做的事。」惠特利表示。像美軍這麼龐大的組織，配置時很難避免使用量化方法。美軍2022年有130萬現役軍人，預算為8.77億美元。
熟悉美國軍事思維的人一定聽過「聯合作戰」（Jointness），也就是多單位之間的共同合作。戰場上的決策往往受到行政結構所影響，導致長達數年至數十年的具體投資。此外，在與「勢均力敵的對手」作戰時，即使是一點點微小的差異也會改變戰局，這是美國2018年之後的《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視為的重點。個別單位的表現當然仍然重要，但軍事各個元素之間的協調一致會讓力量倍增。
在準備階段，聯合作戰的基礎是對於威脅的共同假設。舉例來說，惠特利認為支持國家購買某一特定武器的倡議者，不能僅僅要求國防部長直接撥錢，而是應該像CAPE一樣，先指出目前的不足之處，列出一系列可能的改進選項，進行分析之後，將建議提交給國防部長。這樣才能避免官僚內部出現利益輸送。公共選擇理論（Public Choice Theory）指出，如果利益輸送不斷發展，就會逐漸壓倒公共利益。 （相關報導： 李忠謙專欄：當美國不想跟中國打，光靠經濟制裁能阻止共軍侵台嗎？ ｜ 更多文章 ）
惠特利指出，過去經濟學家甚至有助於引導戰略層面的決策。美國為二次大戰的諾曼第登陸做準備時，計量專家用數字指出，美國要到1944年年中才能擁有夠多的航運能力與登陸艇，因而成功延後了原本過於樂觀的登陸時程。值得注意的是，歷史類比上最接近中國攻台的戰役就是諾曼第登陸，這個經驗值得充份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