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還是世界上最棒的國家嗎？」這個問題對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人來說，或許美國夢仍是一個具有吸引力的選項，但也誠如美劇「The Newsroom」第一集一開始，主角大罵某大學生的場景，並直接了當的指出「美國根本就不再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如今，隨著政治上極端化的情況日益嚴重，疫情後經濟持續疲軟，通膨與高物價影響著日常民生消費，種種跡象進一步深化不穩定，也讓極端言論與政治人物，更可能掌握話語權，分裂本就脆弱的社會。
不過，這種極化的現象真的普遍存在於大部分的美國人之中嗎？隨著教育與媒體訊息的普及，理論上人們有更多的官道與「相對」充分地思考(比起過去資訊被壟斷的時代)，來判斷是非曲折。即便有自己的價值觀，也應該不至於偏激才是。史丹佛教授弗裡納(Morris P. Fiorina)在五年前出版的著作「不穩定的多數」中就觀察到，其實有極化傾向的往往是政治領袖與精英階層，就算美國近年來有越來越壁壘分明的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地盤，但各自的居民在對大多數公共事務的法上，並沒有這麼強烈且極端的差異。
導致美國政治如此分裂，有一說法是與當代民主制度與媒體生態有關，定期的選舉任期讓候選人往往需要「別出心裁」的操作議題，藉此獲取更高的關注度與支持率。另一種來自學術派的說法，則是指出「政治宗派主義」(Political Sectarianism)讓不少即便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庚偏好只相信自己的同溫層，而毫無道理的貶低與自己立場相左的反對勢力。坦白講，極端化並非問題所在，在政黨政治的框架下雙方陣營立場分明且誠實的表達分歧事件值得鼓勵的事，問題在於近乎宗教的狂熱讓很多菁英份子並非將心力放在政策上的討論，而是想盡辦法用低劣的手段來鞏固自己的支持群眾，然後抹黑與指責對方是不道德的...這根本是宗教情懷，而非民主政治。
根據Eli J. Finkel和Cynthia Wang兩位教授的研究，政治宗派主義有幾個特點：第一是「非我族類」，將立場不一樣的對方視為本質上勢不兩立的對手; 其次是「厭惡與贈恨」，亦即強烈的討厭對手以及他們的價值觀; 最後則是想辦法上升到「道德高度」，不從理性層面辯論，而是攻擊倫理與道德方面的議題，想辦法將對方扣上小人甚至是邪惡份子的標籤。
當然，好在美國尚且具備完善的三權分立機制，倒還不至於讓新鬼胎的政客與個謀盤算的菁英份子，動輒以偏頗的思想與言論，來左右美國的長遠發展(雖說這點其實月來令人擔心)。只不過，由於紅藍兩黨在缺乏共識，甚至可以說是完全對立的情況下，短期內確實會造成需多負面的影響。福山教授把美國的政黨政治稱之為「否決政治」(Vetocracy)，政府的運作與政策的推營往往仰賴複雜的跨黨派協調，若極化現象成為常態，勢必導致美國政府無法順利運作，隨之而來的就會是效率低落與多數重要法案無法如期實施。當積累的問題越多且得不到有效的解決時，無疑會加劇民眾的不滿，以及與政治精英階級的矛盾，這也有可能增長民粹主義，讓諸如川普之流能夠入主白宮，而2020政黨輪替背後很大的原因，是討厭川普的情緒更強烈一些，而非選民真的支持拜登和他所提出的政見。
對多數中產階級與一般大眾來說，這可能是個警訊。媒體大張旗鼓強調的M型化社會，早在美國成為漸漸明顯的趨勢：面對富有階級和底層的擠壓，加上政治的分裂與極化，中產階級的不安全感日增，而被定義為中等收入的美國家庭日益萎縮，也是不爭的事實。CNBC於2021年調查的數據顯示，約有50%的美國人尚可被稱為中產，但對比1970年高峰時期的61%，萎縮的情形不容小覷。畢竟Midle Class是美國社會的基石，也是「美國夢」之所以能吸引全世界人才的重要原因，更是社會經濟穩定，以及讓政治上能夠達成有意義且符合多數利益的共識。當中產階級的焦慮越來越嚴重，甚至整個階級在逐步消逝的時候，是否會動搖美國民主的基礎？這就是個嚴肅的問題。
在全球的民主制度，相當程度上是以美國民主為藍圖，仰賴其成功與持久為基礎，這對那些去殖民化與發展中的國家尤為重要。世界範圍內符合廣義「民主」的國家，在1970年代還只有不到40個，到了2008金融海嘯前夕以擴增到超過110個，其中大部分多多少少都受到美式價值觀的影響，而美國自己則是一方面輸出所謂的民主自由，一方面主導著經濟一體化，美元成為全球的霸權貨幣，據此維繫全球化的穩定與繁榮。
然而，若有招一日美國無力再維繫這樣的全球化體系，無論是內部的矛盾或來自其他強權的挑戰時，美國人自己又該何以自處？其他的國家會不會也面臨相似的極化與民主的衰落，值得深思。如果一個社會因為極化而不再寬容，開放，多元，與自由的時候，他的社會安全與創新能力都會隨之被削弱，屆時很有可能的後果是，需要透過激烈的變革與資源重分配，才有辦法應付那些當今無解的問題。
＊作者曾任職於聯合國科技部門，派駐過歐亞非不同城市。長期關注氣候變遷、再生能源、永續發展以及社會創新等議題。喜歡旅行、觀察和寫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