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之聲：您現在卸任了駐華歐盟商會主席一職，但是您也說繼續從事和中國相關的事情。能透露具體形式嗎？
伍德克：我現在要退休了，但是65歲也意味著新的開端。我肯定要搬家去美國，並且嘗試在某些智庫裡做出一些改變。我肯定也會嘗試將我對中國的認知盡可能地傳遞給學生們。但願新生活能讓我們喜歡。我有3個兒子，分別是12歲、13歲、15歲。我想讓他們繼續在英美教育體系內上學。所以華盛頓就是理想的定居點。那裡有許多中國問題專家，鑑於當前的中美關係，那裡肯定有適合我的廣闊空間。
德國之聲：您為什麼不回到德國，而是要去美國？您如何看待德國的未來？
伍德克：我在德國西南部的辛斯海姆（Sinsheim）有一棟住房，我的根在那裡，我支持的足球隊也在那裡，當然是霍芬海姆隊！但是我真的很想嘗試一些全新的東西，而且我從來沒有在美國生活過。我很了解美國，我的孩子們在中國也是上的美國學校，所以能無縫銜接。然而，德國永遠是我家鄉，盡管我在中國會非常緊張地看待德國。
作為德國人，我非常擔心德國面臨的去工業化風險。在某些領域我們已經能看到這個現象。必須說，我們可以向美國學習一些東西。比如他們的開放，他們在公布《通膨削減法案》時的堅決。他們一下子拿出了那麼多的錢，切實推進了能源革命。
德國之聲：另一方面，最遲從川普執政時期開始，美國人非常強硬地和中國打交道。可以說美國打碎了很多瓷器，許多互信都消失了。這一切都不斷被北京的敘事所利用，他們借此談起了19世紀西方對中國的羞辱以及「不平等條約」。在您看來，美國是否走在正確的道路上？還是應該稍微降低點聲調？
伍德克：我認為川普的政策就是一場災難。那時的美國像西部牛仔那樣尋找對手，然後自以為能取得勝利。但最終我們大家都是輸家。在我看來，歐洲將中國同時視作伙伴、競爭者、對手，這個政策要好得多。我相信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提出的「去風險」概念是恰當的。與此同時，我們能清晰地看到美國地一切正在向對華脫鉤邁進，尤其是在國會。就在不久前，我去了趟白宮，能看到美國還是有一些冷靜睿智的頭腦的，他們正在試圖緩和沖突。因為他們明白美中爭鬥就意味著全球化的終結。
德國之聲：您在和北京決策者對話時，是否也會涉及台灣問題？還是說這個可能導致沖突激化的議題被排除在對話之外？
伍德克：這個話題從來不會被排除在外。我總是相對直接了當地提及，並且知道對方也願意傾聽。我沒有因為台灣問題聽過教訓。我認為，我們應該輕悄悄地談這個話題。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及其軍隊無法奪取台灣，在這個問題上我與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持相同看法。我們兩人都相信台海沒有危險，因為武力攻台就意味著全球化的終結。90%的尖端半導體產自台灣，武力供台會導致生產停滯，北京也很清楚這一點。
德國之聲：在您卸任商會主席後，您想把什麼東西留存給這個世界？
伍德克：我卸任職務，但是在2024年8月前都會生活在中國。我給自己留一年的時間，為跨越太平洋做好准備。至於我想留下什麼遺產：希望大家能認可我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更多透明度。在我建立並領導商會期間，有許多文件發表。我希望我們能獲得中國政府的認可，希望我的繼任者能利用好駐華歐盟商會，讓布魯塞爾和柏林的決策者繼續傾聽我們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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