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目標國家的公關公司在中國政府的全球大外宣系統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長期以來，中國外交官在主要外媒報導中發表專欄文章是很常見的。除此之外，中國政府國際媒體影響力工作的其他熟悉特點包括宣傳華為電信技術的文章、並在同時淡化該公司與中國共產黨（中共）的關係，或邀請記者和大學高層到中國參加全程由官方支付費用的旅行。
但是，中國這種外宣系統中的相關人員，如何在每個外國社會辨認並聯繫適當的培力者和機構？答案是這種服務越來越頻繁地由當地的公關公司來完成，以換取豐厚的酬勞。
自由之家最近出版的《北京的全球媒體影響力》報告中囊括的各國案例和其他研究顯示，在美國、巴拿馬、台灣和肯亞等不同國家，公關公司一直在努力傳播中國政府的訊息，並收編當地的聲音。至少在某些情況下，這種企圖涉及秘密行動、脅迫或潛在的貪腐行為。
藉著一條美國法律獲悉的罕見見解
披露中國政府和當地公關公司之間的合作細節是一項重大挑戰，但美國《外國代理人登記法》（FARA）公開的文件對這一現象進行了一些說明。
自由之家上個月發布的一份關於2019年以來中國政府在美國對當地媒體進行影響行動的案例研究，重點介紹了中國大使館與布朗羅伊德詹姆士公關公司（BLJ）之間的合約。中國大使館在2020年上半年向該公司支付了14.4萬美元，幫助外交官們「撰寫、編輯和投放專欄文章」，以及管理大使館的社群媒體帳號。在這六個月裡，時任駐美大使崔天凱的文章被《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彭博社，可能還有更多其他的媒體單位發表。而崔天凱的繼任大使自該合約結束後，就沒有那麼多產了。
然而，自2011年以來的文件顯示，布朗羅伊德詹姆士公關公司還與中美交流基金會（CUSEF）簽訂了合約，該基金會是一個代理實體，被廣泛認為是中共統戰工作系統的一部分。這家公關公司每月獲得20,000美元的報酬，為主修新聞的學生安排前往中國的行程，爭取前美國政府官員為中共官媒撰寫「關於中國的正面評論文章」，分析「四本最大家的美國高中教科書」對西藏和中國的描繪，並制定「應對有關西藏的輿論」的建議。在2020年上半年，中美交流基金會向布朗羅伊德詹姆士公關公司支付了超過30萬美元的酬勞，其中服務包括協助資助沃克斯傳媒、Slate、《波士頓環球報》、《波士頓先驅報》和《哈芬登郵報》等的記者前往由官方資助的中國旅行。
中美交流基金會有時還與另一家公關公司Wilson Global Communications合作。自由之家揭露了一份由中美交流基金會簽署的合約，而根據其內容，該公關公司在2019-20年間賺取了30多萬美元，用於「與非裔美國人社區的主要意見領袖、來自資源匱乏社區的學生和非裔美國媒體機構建立、加強和保持良好關係」。相關的文件也提供了由中美交流基金會贊助的各種黑人大學生代表團和傳統黑人大學的校長們參訪中國的細節。
總部設在中國的華為公司因與中共關係密切，並在中國和國外建立審查和監視系統的記錄而聞名，該集團也一直是美國公關公司的主要客戶。在2021年的前六個月，華為向羅德公關公司支付了近80萬美元，用於安排採訪、設立虛擬市政廳、Podcast訪談，以及安排華為高管在美國的電視上亮相。 2019年，華為簽下每月向銳思博德公關公司（Racepoint Global）支付至少5.5萬美元及向博雅科恩和沃爾夫（Burson Cohn and Wolfe, BCW）支付16萬美元的合約，用於向「目標媒體」和「關鍵意見領袖」進行宣傳，並獨家為美國記者支付在當年春天前往華為深圳總部的旅行。官方文件和媒體報導顯示，華為在2021年為羅德公司的公關支出高達350萬美元，該筆支出包含支付給羅德公司的酬勞，以及當年與銳思博德公關公司合約延長的費用。
全球性的現象
美國是一個有點不尋常的例子，因為它是中國共產黨企圖施加影響力的優先目標，而且《外國代理人登記法》相關文件（在它們完成時）提供了罕見的透明度。不過，有充份的證據表明，中國政府對公關公司的招募也延伸到了其他國家。
例如，在2019年，華為聘請總部設在倫敦的Wavemaker公司實施了一項價值3.5億美元的全球行銷活動，包括推廣消費者手機等產品。當時，這家中國公司還面臨著民主政府日益增長的擔憂，即其參與建設第五代（5G）行動網路所帶來的監控風險。其中一個深陷是否該使用華為技術的辯論的政府是羅馬尼亞。 2022年1月，基於資產申報所做出的媒體報導顯示，該國財政部長在上任前曾被當地一家公關公司收買，為華為的廣告活動撰寫了幾篇文章。
在肯亞，作為中國政府全球「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中國國有企業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CRBC），正在建設一個大型鐵路計劃時，也採取了類似的做法。根據該公司的年度付款計劃，當面臨與透明度、種族主義和對當地企業的潛在損害有關的負面新聞報導時，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僱用了至少五家在地的公關公司，包括PMS集團。 Hangwei Li 和Yuan Wang兩位專家在2月發表的研究指出，「這些公關公司幫助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完成了一些任務，如撰寫並向當地和國際媒體分發新聞稿、精心製作媒體邀請函，......以及遊說媒體進行正面報導。」
在華文媒體領域，公關和廣告內容已經更進一步地嵌入到本地新聞單位中。例如，總部設在法國的中誼傳媒公司經營一個24小時的中法雙語電視台，並與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中国国家媒体合作；該公司也有公關和廣告業務，並稱這是其收入增長的一個重要領域。在台灣，由中國政府實體所投放的有償內容在規定上來說是非法的，但根據報導，至少有一間公司經營一家廣告公司並充當中間人；該單位的一位前資深編輯稱，他們將中國政府機構發出的付費廣告內容轉包給台灣媒體。
軟實力或者威權干預？
許多公司和政府——無論專制或民主政府——都利用公關公司的服務來促進同情報導和抵制負面新聞。然而，有幾個因素可說是使得中國政府可能啟人疑竇的做法特別值得注意。
首先，中國共產黨和與黨關係密切的大型中國企業在宣傳方面投入的資源，其規模十分龐大。可觀且長期的利潤潛力也吸引了國際的公關公司，形成經濟上的依賴性，並阻礙了與其他可能威脅此關係的其他客戶合作。這也反映了在許多國家中，受中共迫害的受害人揭露中共政權或公司不當行為的調查記者及民間倡議人士所擁有的資源的顯著不平衡。
第二個因素是中國政府對中介機構和代理人的分層使用，如美國的中美交流基金會或世界各地的各種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專家們都知道這些實體是中共統戰系統的一部分，但對於透過公關公司代表中共而接觸到的許多當地對話客群來說，他們不太可能熟知這個資訊。接受中國政府對外宣傳的個人可能完全不知道中國政府最終隱身於某篇文章、旅行邀請或活動通知之後。
第三，公關公司及其中國客戶的一些行為已經從普通的公共關係經營轉向審查、恐嚇或規避當地法律，如上述台灣的例子。據報導，在巴拿馬的另一個案例中，一家由中國公司江西礦業大量投資的礦產企業在2019-20年僱用了積極的公關公司——Corporate Diplomacy。該機構召集了資深的媒體管理人，抱怨對其形象不利的新聞，並迫使他們停止報導。這種強烈的反對意見在巴拿馬更具份量，因為，當地記者經常因揭露公共利益的調查報導，遭狹怨報復，面臨高昂的誹謗訴訟。
最後，眾所皆知的還有中國政府在外國媒體生態系統中推廣虛假和誤導性內容。一些旨在單純地慶祝北京奧運會、讚揚中國現代化或呼籲改善雙邊關係的活動，可能看似屬於普通公共外交範疇。但是，當宣傳資訊涉及到粉飾或否認反人類罪行、轉移具正當性的電信設備相關國安隱憂、或傳播COVID-19源自美國的這種陰謀論時，公關公司、其中國客戶和當地媒體，就會在道德上有所妥協。
制訂對策
儘管中國的不實宣傳規模龐大，但民主社會可以採取應對措施以減少潛在風險、守護獨立報導，並在開放的媒體環境中促進聲音的多樣性。
公關公司們應該審查自身為與中共有關聯的實體所提供服務的潛在危害，儘管收費豐厚誘人，最好能停止這些服務；如果公司選擇保留這些有問題的客戶，即使法律沒有要求，它至少也應透明行事，並向對話客群解釋，該公司是代表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實體進行發言。各國政府應執行並擴大涉及外國政府（包括中國）的公關服務的透明度和回報要求。
民主國家的資助方應努力縮小資源差距，不僅要為公民團體、調查性報導專案和受害者群體提供支持，記錄侵權行為或假資訊，還要提供資金，以參與更複雜、更頻繁、規模更龐大的推廣活動，以宣揚他們的調查結果。
就個人層面而言，任何編輯、記者、大學校長、現任或前任政府官員，如果被公關公司邀請參加費用全免的中國之行、撰寫與中國政府官方敘事一致的專欄文章，或進行任何其他可疑的專案，都應該審慎行事，查明邀請的原始來源。簡單的線上研究、向當地專家請益，或瀏覽查看美國公開可用的《外國代理人登記法》註冊資訊，往往可以得到明確的答案，並有助於防止無意中被一個殘暴的專制政權所收編。
莎拉・庫克是自由之家中國、香港和台灣的資深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