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從口袋裡掏出一張卡紙，慷慨激昂地演講了一小段，聽起來非常像他後來半夜去天安門廣場給學生講的、加速他自己垮台的演說。他表示同情學生和工人，希望他們在損害健康之前放棄絕食，並承諾與之對話。
然而，事情迎來殘酷的轉變，坦克開過來，很多人被殺，之後對異見活動的鎮壓比中國發生過的任何一件事都要強硬野蠻——直到習近平近年的高壓措施。正如多年後二○一四年香港的民主示威一樣，示威者身在戰略上未曾計劃的事件之內，贏得道德高地之餘也搶佔了一個以後可能爭取到更大進展的有利位置，然而很難知道何時應該退場。對社運人士而言，戰略性撤退和重新集結看似綏靖和投降，但儘管這些做法很難掌握時機又不易組織，卻往往是明智的短期策略，有時甚至是明智的長期行動。
所以我在中國政治方面有些受傷和失望的經歷。一九八九年中國當局殺害學生和其他人士〔香港一名共產黨走狗商人說是「風波」（kerfuffle）〕敲響了香港的警鐘，讓人擔心僅僅在八年後就要回歸中國主權預示著甚麼命運。可以理解，加快香港民主化的運動變得更為劇烈。
《中英聯合聲明》是英國與中國在一九八四年簽訂，並在一九九七年起持續生效五十年的國際條約，而《基本法》則是根據該條約為香港制訂的中國憲法，兩者本來旨在保證香港在北京恢復主權後繼續自由和殖民地的生活方式。至於要怎樣確保中國遵守約定呢？前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Sir Percy Cradock）肯定特別關注這個問題，所有跟中國有關的事，他都是主持神聖教理部的紅衣樞機主教。他有次評價中共官員說：「他們就是惡棍，以前是，現在是，以後也永遠是。」那你該如何應付那些「惡棍」（我可從來沒用過這個名詞來形容中國領導人）呢？每次他們像慣常一樣來電提醒你說，沒交保護費的人都在海裡「跟魚睡覺」了，你是不是就馬上乖乖送上銀子？主教似乎就是這樣想的。他接受了常規的敲詐勒索作為正常外交實務的一部分，然後搔首弄姿試圖讓事情看來不那麼有失身分。
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柯利達爵士抵抗了他的政治長官向世界（尤其香港）的保證：英國會確保香港保有多元自由。他不是唯一一個想當皇帝或至少在背後假傳聖旨的御史。儘管他是個聰明人，卻是極少數的一位從未真正接受公務員權力終有界限、此後應由民選政客接手的官員。
《聯合聲明》簽署後，不管以前如何，英國政府的政策現在已經很明確：香港要民主化。民主會穩步紮根，讓老百姓有方法保護自己，以免自由被侵蝕。這在國會內外、在公在私都有說過。我一直很驚訝，竟然有人建議我們別理會在下議院許下的承諾。一些人擔心英國最後的帝國姿態是將一個自由社會拱手交給世上最後一個極權主義大國，過程耍的是掩眼法的多，不見得透明。那麼，英國公開宣布的對港政策是個萬能答案，就是要來回應這些人。我去香港當末代總督的背景就是這樣。
＊作者彭定康（Chris Patten），前香港總督，現任牛津大學校監。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末代港督的告解》（First Confession: A Sort of Memoir）第八章（一八四一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