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中國外交部向全球推介雄安新區，外長王毅進一步把它的意義拔高到代表了中國和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表示設立雄安新區「為解決大城市病提供『中國方案』，爭取走出一條可複制、可推廣的新路子。」
違背市場規律的「千年大計」
但是，再宏大的規劃，也要符合市場規律。如果逆市場而動，僅憑強大的政府意志和行政能力，雖在初期也能取得推進，可時間一長，被壓抑的市場內在規律必然會起來「反抗」，顯示它的頑強，到最後工程就很可能虎頭蛇尾，多數情況下會成為爛尾工程，尤其是在中國的行政體系下，換了一任領導，前任的政績工程就不認了。
深圳為什麼會成功？一是靠近香港；二是它集中了全國的資源。這種集中不是行政命令，事實上，特區當初創辦時，當局只給了特事特辦的政策，再沒什麼其他支持，但有這條就夠了，為尋求淘金夢想的人們，會把各種資源帶到那兒。到雄安新區設立時，全國各類開發區、保稅區太多，儘管它有習的「加持」，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然而，缺點是離北京太近，又分屬於不同的行政區。基礎設施等硬件建設好辦，號令國企可以把城市建得非常漂亮，但要把一部分央企、科研院所、大學遷出北京，實現承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任務，就難辦，因為這觸動人們的核心利益。
由於中國獨特的行政體制，北京集中了全國最好的資源。各種大機構都爭相把總部設立在北京，不管它從事的業務是否和北京有關。這造成北京對周邊地區的虹吸效應，即北京像個抽水機，將周邊省市的發展資源都抽乾了，連天津這個城市的光芒都被北京遮蔽。北京的功能越來越全，城市建設越來越大，內部越來越臃腫不堪，從這個角度說，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緩解大城市病，確有必要。
但習把地址選在河北雄安，要它來承接這個使命，不能不說是習的「領袖」意志發作的結果，儘管這個選址表面上經過官方嚴格論證，可明顯違背市場規律。中國科學院院士、地理學家陸大道曾撰文指出，雄安新區的選址不符合中國經濟要素「自西向東」的宏觀流向，難以吸引有利於產業發展的要素集聚，雄安新區發展的「母城」北京經濟要素和技術創新要素遷到雄安的趨勢不明顯；且河北不像多數省市那樣具有一兩個經濟實力很強的特大城市引領全省經濟的發展。京津冀現有的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亦莊開發區、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濱海新區等發展條件明顯要更加優越。
問題還在於，雄安建得再好，要人們放棄北京戶籍落戶雄安，顯然是不干的，可如果還保留北京戶籍，那麼雄安不過是一個工作場所，他們的生活重心依然在北京。當局也可以把雄安劃歸北京，但這樣一來，雄安就成了一塊飛地，不好管理，另外，河北肯定也不願雄安劃出去。因此外界看到，雄安設區六年，其疏解工作遭到各種軟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