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習近平親臨雄安，這是習在雄安新區設立後的第三次考察。與前兩次不同，這次由三位「親王」——國務院總理李強、書記處第一書記蔡奇和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丁薛祥，兩位「侯爵」——中組部長李乾傑、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陪同，等於將半個政治局常委班子搬到雄安，其規格之高，打破中共歷史之最，開創了又一個習的「新範例」。尤其是總理陪同考察，在中共建政史上絕無僅有，按過去慣例，總書記和總理必有一個留京，不能同時外出，更不能同去一個地方，除非有某種極罕見的重大事情發生。然而考察雄安，顯然不屬於這種情況。
李強成了習的「小跟班」
不僅如此，通過央視的鏡頭，外界看到，總理李強在陪同考察中，完全淪為一個小角色，彷彿他還是習的秘書。有評論認為，這個安排折射出中共政治秩序和政治倫理的變化，即在「民主集中製」框架下更加偏向「集中統一領導」。這特別體現在蔡奇這個中辦主任的角色上。中辦主任跟隨總書記外出，此為中共幾十年的做法，但之前的中辦主任，最高也就身兼政治局委員，而蔡奇在政治局常委裡排行老四，這就等於習每次外出，身邊都有一個常委陪著。可以說，如此待遇，毛都未享受過。
然而，此次雄安考察的大陣仗，特別是總理變成一個「小跟班」，除了表達前述的政治含義，也是習近平不能讓他這個「千年大計」成為一個「爛尾工程」。而從目前的情況看，它確實有「爛尾」的可能！
雄安新區是習的面子工程
雄安新區在2017年4月1日正式設立，迄今已過六年。當局對它的定位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把它看作「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其使命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然而，它也是習的面子工程、政績工程。
習之所以要在距北京100多公里的地方打亂原來的行政區劃建制，設雄安新區，出發點是打造一個能體現「偉大新時代」宏偉氣派的的標誌性城市工程。好比一提起深圳，自然會聯想到鄧小平，把深圳看作鄧的功績一樣，他要人們一看到雄安，自然想起他，作為他領導的新時代繁榮昌盛的象徵，國力強大的標誌。習自認對中國的貢獻要超鄧小平，他對雄安新區的規劃和建設也要超深圳。
雄安的起步面積約為100平方公里，中期發展面積約為200平方公里，遠期控制區的面積達到2000平方公里，比現在的深圳略大。由此不難理解，他為什麼非常重視雄安新區的建設進程，這是他十月懷胎，一朝分娩的寶貝。
當局極力宣揚習對雄安新區的「厚愛」。2017年4月，身兼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組長的張高麗就設立雄安新區接受採訪表示：「這項工作是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決策下推進的，傾注了習近平總書記大量心血，充分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強烈的使命擔當、深遠的戰略眼光和高超的政治智慧。……在雄安新區前期謀劃、研究論證、批准設立的每一個階段，習近平總書記都主持召開重要會議研究部署，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親自交代每一項任務。」
2018年5月，中國外交部向全球推介雄安新區，外長王毅進一步把它的意義拔高到代表了中國和人類未來的發展方向，表示設立雄安新區「為解決大城市病提供『中國方案』，爭取走出一條可複制、可推廣的新路子。」
違背市場規律的「千年大計」
但是，再宏大的規劃，也要符合市場規律。如果逆市場而動，僅憑強大的政府意志和行政能力，雖在初期也能取得推進，可時間一長，被壓抑的市場內在規律必然會起來「反抗」，顯示它的頑強，到最後工程就很可能虎頭蛇尾，多數情況下會成為爛尾工程，尤其是在中國的行政體系下，換了一任領導，前任的政績工程就不認了。
深圳為什麼會成功？一是靠近香港；二是它集中了全國的資源。這種集中不是行政命令，事實上，特區當初創辦時，當局只給了特事特辦的政策，再沒什麼其他支持，但有這條就夠了，為尋求淘金夢想的人們，會把各種資源帶到那兒。到雄安新區設立時，全國各類開發區、保稅區太多，儘管它有習的「加持」，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然而，缺點是離北京太近，又分屬於不同的行政區。基礎設施等硬件建設好辦，號令國企可以把城市建得非常漂亮，但要把一部分央企、科研院所、大學遷出北京，實現承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任務，就難辦，因為這觸動人們的核心利益。
由於中國獨特的行政體制，北京集中了全國最好的資源。各種大機構都爭相把總部設立在北京，不管它從事的業務是否和北京有關。這造成北京對周邊地區的虹吸效應，即北京像個抽水機，將周邊省市的發展資源都抽乾了，連天津這個城市的光芒都被北京遮蔽。北京的功能越來越全，城市建設越來越大，內部越來越臃腫不堪，從這個角度說，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緩解大城市病，確有必要。
但習把地址選在河北雄安，要它來承接這個使命，不能不說是習的「領袖」意志發作的結果，儘管這個選址表面上經過官方嚴格論證，可明顯違背市場規律。中國科學院院士、地理學家陸大道曾撰文指出，雄安新區的選址不符合中國經濟要素「自西向東」的宏觀流向，難以吸引有利於產業發展的要素集聚，雄安新區發展的「母城」北京經濟要素和技術創新要素遷到雄安的趨勢不明顯；且河北不像多數省市那樣具有一兩個經濟實力很強的特大城市引領全省經濟的發展。京津冀現有的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亦莊開發區、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濱海新區等發展條件明顯要更加優越。
問題還在於，雄安建得再好，要人們放棄北京戶籍落戶雄安，顯然是不干的，可如果還保留北京戶籍，那麼雄安不過是一個工作場所，他們的生活重心依然在北京。當局也可以把雄安劃歸北京，但這樣一來，雄安就成了一塊飛地，不好管理，另外，河北肯定也不願雄安劃出去。因此外界看到，雄安設區六年，其疏解工作遭到各種軟抵制。
目前第一批在雄安註冊的央企有四家，還在進行總部大樓建設，距完全遷出北京有時日。大學有四所搬到雄安。此外，中科院在雄安辦了一個創新研究院、中科院大學設立了一個雄安學院。可以說，第一批遷出北京的數量遠不如意，即使這幾個央企和大學，據說也是採取了變通的辦法才勉強讓它們的員工和老師同意來雄安。這變通辦法大概相當於遠距離上班。
丁薛祥要扛起搬遷重任
習當然不能讓自己精心籌劃的「千年大計」變成「爛尾工程」，他這個全能領袖怎麼可以容忍自己的意志和權威在市場面前被打敗，所以他第三次巡視雄安，目的就是要督促持續推進這一工程，不能讓它中斷。用他在座談會上的話說，要紮實推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各項任務落實，接續謀劃第二批啟動疏解的在京央企總部及二、三級子公司或創新業務板塊等，著手謀劃金融機構、科研院所、事業單位的疏解轉移。他也表示對有關疏解人員的子女教育、醫療、住房、薪酬、社保、醫保、公積金等政策，要按照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的原則要求，進一步細化實化政策措施，確保疏解單位和人員享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這實際是一種妥協，間接承認市場比他的權力意志更強大。
而這次他帶半個常委班子和國務院一班人馬來，就是要給國務院施加壓力，要李強把第二批疏解任務作為國務院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大概是李克強做總理時的國務院在雄安新區建設和疏解功能這件事情上，並不很積極，讓習不滿但又不好發作，現在國務院一干人馬全換成他的人了，李強要拿出幹勁做好此事。具體負責該項事務的會是丁薛祥，丁若把它做好，讓習滿意，對於他未來五年再升一級大有幫助。
鄧聿文
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曾在中國做過記者，現居美國，作者本人這樣介紹自己說：「曾經在體制的邊緣，因而更能洞察所謂'新時代'的荒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