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這段時期，李怡結識了香港新亞研究所的徐復觀教授。他的回憶錄有幾段描寫徐復觀與他言談間所表露的憂國憂民之心，誠懇剴切，令他深受感動。這大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潛移默化的功能。李怡因訪問徐先生的一篇報導〈徐復觀談中共政局〉（《七十年代》一九八一年五月號），使他受到香港左派高層的壓力。雜誌作者群的擴大，最終也不可免的給李怡帶來麻煩。紅頂商人突然無預警地收回出租單位，雜誌只好另覓編輯場所。最後，為了生存，只好公開向讀者作者募集資金，正式脫胎換骨，改名《九十年代》，成為一本言論獨立的刊物。
徐復觀去世前曾做了一篇短文〈獨立輿論的待望〉，正合李怡脫胎換骨的心意，所以李怡就在《九十年代》上刊登出來。徐先生指出，他三十年來寫的千言萬語，都集中在如何剔除專制政治積累的痼疾，為自己國家開闢出一條民主之路。而言論自由是實現民主保障民主的根基，獨立輿論是真假民主的試金石。徐先生最後說：
海外愛國人士，太被或左或右的捆仙繩捆緊了，彷彿離開了左、右，便感到心魂無主。實則左、右，只是現實權勢者的符號，與國家興亡，人民苦樂，並沒有必然性的關係。大家應當把這條繩子丟到垃圾堆去，直接從國家人民的遭遇與前途著眼；好的便贊成，壞的便反對。並且在國家總要求之下，凡接近民主一步的便贊成，凡遠離民主一步的便反對。使人民通過我們的筆去審判左、右。不讓左、右通過我們的筆去欺侮人民。這樣一來，常常會受到左與右的夾攻。但若不想假借左或右來撈點殘羹冷飯，一切皆可交付歷史去論定。
據我觀察，李怡的《九十年代》在一九九八年休刊之前，是一直謹守獨立輿論的方針，拒絕為現實權勢托大腳的。難能可貴的是，他的雜誌一直不斷接受新知，拒絕老化，不斷開拓稿源，決不陷入小圈子顧影自憐的死胡同裡。《九十年代》休刊後，李怡除了為其他報刊寫稿外，還主持電台節目，生活多彩多姿。他接受香港《蘋果日報》邀約，去寫社論和主持論壇期間，更是發掘了許多香港年輕一代的寫手。他的選稿原則是不論權勢交情，只看文章是否言之有物，是否有新意。李怡在香港的影響力不止在於他的言論，而且在於他的為人風範。
李怡是個失敗者嗎？
一個人的影響力，我想是會隨著時間而綿延下去的。就像許多知識人一樣，李怡也會自嘲，覺得自己對時局走向無能為力，就如那些選擇出走的年輕人一樣。但不論如何，二○一九年一兩百萬人的示威抗爭，是香港歷史上無法磨滅的記憶。
我曾在一則簡訊中傳給李怡一九九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Gunter Grass 關於「失敗者」的一段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