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臨終指定我為他的回憶錄寫篇序文，我一向是個打亂仗的程咬金，不善於正經八百的寫文章。不過老東家既然吩咐，我只好硬著頭皮頂下這件差事。
李怡長得英俊瀟灑，港人把上相的男模女模稱作衣架子，李怡年輕時就是個衣架子。我見過香港有本時裝雜誌，還刊出過李怡的時裝寫真專輯，確實是風度翩翩。不過他平時衣著樸素，總是白襯衫黑長褲，肩掛公事包。
毛澤東駕崩，四人幫被捕那一陣，《七十年代》銷量特好，據李怡說，印了好幾版。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九十年代》也重印了很多版。李怡還接受國際媒體日夜專訪，忙得不可開交。過後他來訪。我問他，怎樣？又發國難財了吧？他頷首說，是呀，國家不幸詩家幸。接著又嘆口氣，這種國難財，能不發最好。
李怡人在香港，妻子卻長期在大陸教中學，夫妻分隔兩地，每隔一段時間，李怡都會進入大陸與妻女短暫相聚。因而在香港有說他負有任務在身，必須定期到內地向上級領導彙報。他在回憶錄裡詳細道出北上探親的緣由和遭遇時，外界才理解不是他們臆測的那樣。荒謬的是，港人猜疑他負有「任務」，大陸他妻子學校的黨領導也懷疑他負有「任務」。只不過前者懷疑他是中共特務，後者懷疑他是英國特務。他那固執要在內地教書的妻子，也就被逼不斷的寫報告，做交代，校領導甚至逼迫她同特務老公斷絕關係。夫妻在內地見面時都盡量不觸及敏感的政治話題，以免給妻子惹麻煩。心理的煎熬，外人難以想像。
可是他在文友面前完全不提這類「家庭私事」，展現出十足的專業主義。記得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他興沖沖的要組稿，推出一個「一九八四」專輯。我最近看了他的回憶錄片段才發現，他的妻子和他自己，早前其實就活在「一九八四」的陰影裡。
有一位台灣名校科班出身的歷史學者，在憶往雜文集中談到他當年負笈耶魯求學時期，就靠《七十年代》和後來改名的《九十年代》，增長了他對兩岸三地的瞭解。尤其是李怡犀利的分析力和對時局的洞識，對他來說，很有啟蒙作用。我傳訊給李怡，他卻低調的回訊說，當年辦雜誌只是提供一個平台而已。
現在回過頭去看，當年這個平台所發揮的功能是很不簡單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坐足了十年牢出獄的台灣著名政治犯雷震，在獄中寫的回憶錄被當局沒收銷毀，出獄後發奮重寫，完稿後在台灣無處出版，是靠當時的黨外人士將書稿偷運到香港，交給《七十年代》印行。
雷震入獄前曾著書稿《我的母親》，胡適看了稱讚說：「一般人寫傳記總是歌頌備至，尤其大人先生，你倒實實在在的寫事實，可作史家研究時參考之用。」雷震出獄後，已是風燭殘年的癌末老人，但住宅正對門樓上仍有特務監視著他。一九七八年十月，他想將早年寫好卻沒機會出版的《我的母親》，印兩百本，贈送親友作為紀念。但書在印刷廠印成後，卻被警備總部的特務探知，派車將《我的母親》悉數捆載而去。連印刷廠老闆劉細達，也被當地警察局逮捕監禁，經家人保釋後，蓋了四個大手印才得返家，而且還得隨傳隨到。鄰居圍觀，還以為劉家出了什麼江洋大盜。
癌末老人無法可想，只得寫一封公開信給當時準備接班繼大位的行政院長蔣經國，質問他印刷廠老闆印書究竟犯了什麼罪。警備總部劫走他的書，連收據也不出一張，究竟是根據什麼法條？警備總部就能違法濫權嗎？蔣經國可以撰寫《我的父親》，三月之內賣出八版，為什麼我雷震不能撰寫《我的母親》？這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
然而，雷震的公開信無法在台面世，也只能偷渡出境，在香港的《七十年代》和美東版的《星島日報》刊出。
弱者的反抗終歸是無用的嗎？單從一個普通的「人」的角度來看，癌末老人的一封公開信，看似平淡無奇，在《七十年代》平台上讓人看到的是權勢者的醜陋面貌。再多的官方宣傳和作秀術也掩蓋不了。這些訊息，經台灣黨外刊物轉載後，震撼力不可低估。
《美麗島雜誌》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高雄發起國際人權日大遊行，被國民黨政府大肆鎮壓，以叛亂罪名拘捕民運領袖。繼而又在二二八當天發生林家血案。然後就是卡內基美隆大學陳文成教授，被警總約談後在台大校園的離奇墜樓命案。台灣民眾不解的是，最可能涉案的特務機關卻未成為調查對象。
在這個綿延不斷的台灣民主抗爭和黨國反撲的過程中，李怡和他的雜誌一直密切關注，從未缺席。尤其是在案件發生和「叛亂案」審判的關鍵時刻，《七十年代》提供的平台，刊載了盡可能如實報導和深入分析的文章。
在台灣官方布下的迷霧陣中，這些文章的穿透力，能夠幫助讀者瞭解真相。對台灣民主運動的推波助瀾，李怡功不可沒。他是成功者，不是失敗者。
及至台灣特務機關派黑幫分子到美國加州刺殺江南案，成為國際醜聞，也無疑證實了台灣民眾歷來的疑慮。台灣的民主抗爭前仆後繼，黨國的反撲最後證明徒勞無功。我還記得一件趣事。當台灣完成憲政程序，在李登輝總統任內，李怡和《九十年代》編輯應邀赴台採訪，成為行政院的座上賓。十多年前因到香港拜訪李匪怡，接受「任務」回台的「叛亂分子」戴華光，還被關在牢裡呢。戴的老母氣憤不過，到法院門前擔牌抗議。這是什麼世道啊？都怪形勢變化太快。
李怡在《失敗者回憶錄》的題記中說，他在香港投注的畢生心力，他的所思所想，他對自由的堅持和民主的理念，始終無法實現。所以在現實上他承認是失敗者。他對香港和中國大陸的走向是悲觀的。
回過頭去看，我注意到李怡在辦雜誌的生涯中，受到一個重大的心理衝擊就是在毛澤東離世，四人幫被捕的時期。那時大陸的民憤排山倒海地湧現，那些交織著血與淚的控訴文字，不能不滌蕩人心，令海外知識分子反思。李怡以文學愛好者的靈敏直覺，收集了這段時期的傷痕文學作品，編成《中國新寫實主義文藝作品選》，引起不小反響。使人從過去出於民族情感而認同中共，轉而認同受這個政權壓迫，被它踩在腳底下的人民。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不僅對李怡本人而言，對雜誌的讀者也是如此。
也是在這段時期，李怡結識了香港新亞研究所的徐復觀教授。他的回憶錄有幾段描寫徐復觀與他言談間所表露的憂國憂民之心，誠懇剴切，令他深受感動。這大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潛移默化的功能。李怡因訪問徐先生的一篇報導〈徐復觀談中共政局〉（《七十年代》一九八一年五月號），使他受到香港左派高層的壓力。雜誌作者群的擴大，最終也不可免的給李怡帶來麻煩。紅頂商人突然無預警地收回出租單位，雜誌只好另覓編輯場所。最後，為了生存，只好公開向讀者作者募集資金，正式脫胎換骨，改名《九十年代》，成為一本言論獨立的刊物。
徐復觀去世前曾做了一篇短文〈獨立輿論的待望〉，正合李怡脫胎換骨的心意，所以李怡就在《九十年代》上刊登出來。徐先生指出，他三十年來寫的千言萬語，都集中在如何剔除專制政治積累的痼疾，為自己國家開闢出一條民主之路。而言論自由是實現民主保障民主的根基，獨立輿論是真假民主的試金石。徐先生最後說：
海外愛國人士，太被或左或右的捆仙繩捆緊了，彷彿離開了左、右，便感到心魂無主。實則左、右，只是現實權勢者的符號，與國家興亡，人民苦樂，並沒有必然性的關係。大家應當把這條繩子丟到垃圾堆去，直接從國家人民的遭遇與前途著眼；好的便贊成，壞的便反對。並且在國家總要求之下，凡接近民主一步的便贊成，凡遠離民主一步的便反對。使人民通過我們的筆去審判左、右。不讓左、右通過我們的筆去欺侮人民。這樣一來，常常會受到左與右的夾攻。但若不想假借左或右來撈點殘羹冷飯，一切皆可交付歷史去論定。
據我觀察，李怡的《九十年代》在一九九八年休刊之前，是一直謹守獨立輿論的方針，拒絕為現實權勢托大腳的。難能可貴的是，他的雜誌一直不斷接受新知，拒絕老化，不斷開拓稿源，決不陷入小圈子顧影自憐的死胡同裡。《九十年代》休刊後，李怡除了為其他報刊寫稿外，還主持電台節目，生活多彩多姿。他接受香港《蘋果日報》邀約，去寫社論和主持論壇期間，更是發掘了許多香港年輕一代的寫手。他的選稿原則是不論權勢交情，只看文章是否言之有物，是否有新意。李怡在香港的影響力不止在於他的言論，而且在於他的為人風範。
李怡是個失敗者嗎？
一個人的影響力，我想是會隨著時間而綿延下去的。就像許多知識人一樣，李怡也會自嘲，覺得自己對時局走向無能為力，就如那些選擇出走的年輕人一樣。但不論如何，二○一九年一兩百萬人的示威抗爭，是香港歷史上無法磨滅的記憶。
我曾在一則簡訊中傳給李怡一九九九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Gunter Grass 關於「失敗者」的一段話：
作家就其本義而言，是不能把歷史描繪成太平盛世的，他們總是迅速揭開被捂住的傷口……
他們樂於同失敗者，同那些有很多話要說卻沒有講壇訴說的失敗者攪在一起，評點歷史的進程。
李怡似乎也是這樣一個踐行的作家。
最近這段時期，香港明顯走向與民主、自由與法制逆反的方向。原有的普通法體制不斷受到國安法的侵蝕。多年來聲援大陸民運的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因發文呼籲市民參加維園的六四燭光紀念會而被捕。法官裁定她的文章構成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身為大律師的鄒幸彤抗辯說，「如果法庭要用煽惑、被煽惑的字眼，不如說是香港人煽惑我按良知行事，如果我因此受刑，亦無怨無悔」。
目前已在香港監獄服刑的鄒幸彤，讓人想起台灣一位老政治犯作家楊逵的一篇作品〈壓不扁的玫瑰〉。
香港在國安法下，警方已到公立圖書館去掃蕩，清除了不少具有「危險思想」的書籍。特區政府要靠獵巫、尋找替罪羊的手段來落實意識形態的管治，強化自己的權力。港人豈有不知之理？
香港法庭最近審理的「羊村繪本案」又是另一個例子。「羊村繪本」是給小孩看的童書，可是繪製童書的年輕女士卻被警方以煽惑罪名逮捕投獄，判官指控她們「散播憎恨，比散播暴力更有效推翻政府」，並斷言「為維護國安，限制言論自由為必要。」這又把台灣的戒嚴時期比下去了。
李怡人在台灣，對香港事務仍然密切關注。他傳給我的報導說，出版「羊村繪本」的香港言語治療師黎雯齡在法庭陳詞，才讀出一段就被國安法指定的法官打斷，指責她是在發表「政治宣言」。黎雯齡只得申訴，她甘願為行使言論自由而付出代價，問心無愧。
這又是一支壓不扁的玫瑰。
我本來以為香港還有文明社會的家底，只是擔心在國安法下，此去會一條路走到黑。沒想到一下子就全黑啦。
如今在香港法院審理的還有二○一九年反送中示威期間成立的「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案」，以及早先成立的「星火同盟案」，前者是要援助參與運動而被捕受傷人士。後者是為社運被捕人士提供法律諮詢的組織。現在港人和外商都睜大了眼睛在看這些假司法為名的政治審判案件。
不能不承認，自從香港的民主派、本土派噤聲後，不少人歡欣地站在巨無霸的肩膀上指手畫腳。（咦，這巨無霸，是否就是《星際大戰》裡那個臃腫的 Jabba the Hutt？）
林間的鷹睡了，在暗夜之中，正是蝙蝠可以無所顧忌、肆意飛舞的時候。但暗夜總會過去，天色會漸漸光。歷史的進程也是如此。
＊作者為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亞洲研究博士，專長現代化理論與國家發展策略，前香港《九十年代》「自由神下」專欄作者，評論文字散見港台報刊，2005年自紐約聯合國總部退休。本文為《失敗者回憶錄》（李怡著，印刻出版）推薦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