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英國，如今活躍於英、美兩國的史學大師賽門．夏瑪（Simon Schama）曾說：「歷史充滿爭論。」遺憾的是，這種爭論往往反映出根深柢固的態度，甚至是偏見，而不是以面面俱到的方式來仔細檢視證據和論述。當我們對歷史事件的解讀確實對現在具有重要意義時，這種情況更為嚴重。當代關於帝國的爭論因為充斥著許多先入為主以及過度輕率、籠統的觀點，因此帶來了許多傷害，而香港在這爭論中具有一定重要性——那裡是我以英國末代港督身分度過五年歲月的地方。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我曾在香港的告別演說中表示，如今已沒有人會試圖為帝國主義辯護，但就在撰寫此篇前言的這個當下，腦海裡還是浮現了中共為了鎮壓、統治新疆和西藏而編造出來的論述。對於現代而言較有意義的，不是我們能否替殖民統治辯護，不是我們能否用當代價值觀來評斷過去數千年歷史，甚至一一列舉帝國統治遺留下來的優良制度，而是應該去探討帝國如何形成以及成因為何。普遍認為，四分之一個世紀前隨著我們將香港這個殖民地〔或稱為「屬土」（territory），藉此掩蓋自身的尷尬〕移交給中國，大英帝國正式宣告落幕。然而，究竟是什麼造就了大英帝國？
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和帝國主義捍衛者約翰．西利爵士（Sir John Seeley）有一句名言：「大英帝國是在一個心不在焉的情況下建立的。」帝國的建立，基本上是由於一連串錯誤、意外、意想不到的後果，以及對這些事情的反應所造成的結果。這也是珍．莫里斯（Jan Morris）的觀點，她不但出版了一部精湛的帝國史，也撰寫了一部描述香港的最佳著作。縱觀這個英國殖民地的歷史，無疑印證了她所說的帝國歷史是「零零碎碎」的說法。不過，位於北迴歸線以南、靠近珠江三角洲的中國南方海岸「零零碎碎」的島嶼，與世界上其他地方形成帝國的那些零碎元素不可同日而語。
九龍四山以南的群島，包含九龍半島、各島嶼、岩石、和「香港」等領土，是英國戰勝衰落中的大清帝國後，所贏得的戰利品。這些地方讓各家英國貿易公司（有名的香港各「洋行」的前身）有了一個根據地能在澳門和廣州開展業務，將生產於印度的鴉片恣意運往中國販賣。英屬印度的龐大開支有一部分就由鴉片收入來支應。從此，中國這個偉大的文明大國不再能夠要求中國人所謂的西夷「恪遵禁令」，自然也就無法遏止這種貿易全球化的惡例。一八四○年代初期的砲艦外交，以清廷戰敗告終，並必須根據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割讓領土。不過，英國駐華商務總監查理．義律上校（Captain Charles Elliot）雖然以海軍武力強取戰利品，但包括英國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勳爵（Lord Palmerston）在內，許多人都覺得只是雞毛蒜皮的收穫：港口、幾個零散島嶼和許多岩礁，故對中國掠奪規模太小的結果而失望。可能也是因為如此，後來義律才會只被任命為臨時代辦，派駐於新成立的德克薩斯共和國，而且後來的最高職務也不過就是蕞爾小島聖赫勒拿（Saint Helena）的總督。
由於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勝利，英國獲得在九龍半島南端更多清廷割讓的土地，與之隔海相望的維多利亞島（香港島），未來將成為這片英國新領土的心臟地區。不過，香港命運中最終的地理範圍，此時仍未底定。世紀末，英國與眾帝國列強，如日本、德國、俄羅斯、葡萄牙、和法國，聯手從日益頹敗的大清手中奪取了中國大片珍貴的土地。英國獲得了維多利亞港和各島嶼以北的腹地，不過不是以割讓方式取得，而是改為長期租借。這片新的土地位在九龍以北所謂的「新界」，租借期限為九十九年。租約於一八九八年簽訂時，誰會想像得到租約到期的那一天？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日曆一張張翻開、一頁頁變黃，香港這個殖民地有限的生命，在逐漸擴大的陰影中度過，永無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機會，注定要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回歸祖國懷抱。
這祖國的政府不斷瘋狂地扭曲、改變，從清帝統治開始，經歷民主的嘗試、軍閥割據與北伐戰爭、日軍侵略、到國共内戰，最後演變成列寧主義式的中共極權體制。這個冰封的極權國家曾有解凍的機會，不過最終證明只是曇花一現。儘管已從海上的岩礁、孤島和海港蛻變成一個偉大的國際商業中心，這是香港必須面對的無情現實：香港永遠不會成為一個獨立的城邦，自始至終將成為中國眾多城市中的一員，並嘗試與北京掌權者及全世界和平共存。
隨著時間流逝，有人爭辯說，英國可以合法保留清廷割讓的領土，只須歸還租借的部分便可。實際上，香港的發展軌跡證明了這自始至終都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原因是這座蓬勃發展的城市，必須仰賴新界的水源、土地、空間和農業才能生存。而日後新界本身又再發展出七個「新市鎮」。此外，如果不歸還香港，英國必須付出的昂貴代價是可能面臨來自國際的譴責，世人也會將之視為十九世紀「不平等條約」的重新抬頭。只要中國有意，大可隨意排擠香港，或是輕鬆以武力奪取——因為香港壓根就沒有地堡，但高爾夫球場的沙坑倒是不少。［譯按：作者在這裡用了雙關語 “bunker”，同時有「地堡」與「沙坑」之義。］然而，只要香港繁榮昌盛，只要香港能扮演世界各地通往中國的重要管道，輸入資金、商品和專業知識（或把這些東西輸出到世界上），它就可以繼續存在。不管在韓戰期間，或是毛澤東經濟政策產生悲慘後果的年代，或是鄧小平和他的接班人領導下中國穩步與世界重新建軌的新時代，情況一直如此。
香港的發展，尤其在二戰之後，見證了受教育的中產階級華人的成長、華人企業家往往能成功挑戰那些對華貿易傳統悠久的英國公司、以及不斷增加且對自身公民身分觀念越來越明確的健康公民。如果沒有九七大限的倒數時鐘，這一切都只會指到一個方向。與幾乎所有其他的英國殖民地一樣，隨著帝國慾望和能力的消退，香港理論上將可利用英國政治和憲法實踐所提供的軟硬體工具，為獨立進行準備。這些工具包括法治、獨立的司法機關、政治中立的文官體制，及民選政府。為了獨立與自決作準備，政治人物將由新興國家的公民選舉產生，這個國家已具備自我控制的能力，並被賦予了管理國家的責任，須對人民負責。這個獨立、自決的權利從未成為香港命運的一個選項，而這個事實則賦予了北京共產政權一個強有力的論據：北京的共黨統治者表示，如果開始讓香港擁有其他英國殖民地所享有的民主制度，那香港人就會開始認為他們遲早會像新加坡或馬來西亞一樣，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不但是北京政府永遠無法容許的，而且中共的這一套說辭實際上已被英國認可，甚至那些害怕踏出民主化第一步的香港人也欣然接受了。
＊作者彭定康（Chris Patten），前香港總督，現任牛津大學校監。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香港日記》（黑體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