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馬英九一行結束於中國大陸12天的訪問，自上海返回台北。這不僅是73年來中華民國領導人首次「登陸」之行，也是73年來中華民國領導人首次在大陸宣示中華民國主權。其深遠的歷史性意義，並不僅僅在於即將進行的台灣大選，而更多在於中美冷戰的大時代風雲之下，作為傳統的「親美派」中華政治人物，其如何巧妙地在威權體制內部踐行並引導民主改革的希望。這或將暗示著一個新的時代帷幕將徐徐拉開。
1. 「亞細亞孤兒」的成人禮
1943年，台灣本土作家吳濁流冒險寫出《亞細亞的孤兒》。這部台灣文學史上的不朽悲劇，反映出台灣知識分子在日治時代既非日本人、又被大陸視為間諜、最終理想一一破滅的痛苦無依。這種身份認同上的「」孤兒意識「」，在四十年後（1983）被台灣歌手羅大佑借用並創作同名歌曲，影射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之後，中華民國台灣從官方到民眾所集體面臨的震驚、迷惘與傷感。
而再度間隔四十年後的今天（2023），中華民國馬英九前總統的「登陸」訪問，雖為個人名義上的祭祖尋根，但這趟「祭祖之旅」卻令觀察者意外地覺察：「亞細亞孤兒」已經充滿自我意識地堅定成人--面對對岸威權政體，其坦然尋求祖輩留下的個人身份的治癒，並且也泰然自若地宣講中華民國的主權與民主政體。這不僅為中華民國台灣掙得前所未有的尊嚴，也宛如一片溫潤的春風，撫慰著對人權、民主與憲政等越來越難於提及談論的中國大陸民眾的心靈。
就此方面，馬英九前總統在歷史意義方面的突破，或許遠超現任總統蔡英文的「民主夥伴共榮之旅」：後者雖力排阻攔，終得與美國眾議院院長麥卡錫在雷根圖書館短暫會晤並發表講話，但無論講話內容、還是會晤實質，和以往相比雖有提升，但並未具備實質意義上的突破。這也正如美國白宮及國務院發言人在會晤之前的分別表態：蔡英文「過境」（transit）仍然只是按照慣例，並且這仍是一場「個人的、非官方」的會晤。
而反觀馬英九前總統的「登陸」，則從第一天參觀南京中山陵始，公開提及孫中山先生的自由平等之遺願，並公開使用台灣的民國紀元方式。在湖南祭祖之時，其不僅以長沙方言向從未謀面、葬於大陸的「公公」（祖父）自我述職為「兩任出任中華民國總統」，並且在湖南大學舉手發言，站起來援以中華民國憲法宣講主權。而在上海復旦大學進行最後一場師生會談之時，則經由父母在重慶陪都的愛情往事，引出民國抗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歷史事實。
由此可見，這場「登陸」訪問不僅在路線上恰當地契合了中華民國的歷史正統性，並且與語言及敘事所呈現的個人身份處處進行著錯綜復雜的交織，從而在文本構述中生成了鮮活的權力關系與主體意識（福柯理論）。倘若中國大陸對其相關「中華民國」言論進行扼殺，則否認其祭祖的正當性；而在中國大陸成功地宣講「中華民國」，則是1949年以來，在這個威權體制內部所首次實踐或演練的「一中各表」，它或將預示著一個逐步正視歷史、尊重事實、從威權內部漸行實踐民主意識的開始。
相比之下，較為傾向於台灣獨立色彩的民進黨總統蔡英文，則在身份認同方面，在出訪中面臨著一些較為混亂、甚至不乏黑色幽默乃至尷尬的局面。譬如，在面對僑民時，蔡英文承認其並不流利的台語幾乎等同為「選舉語言」；而在紐約歡迎蔡英文過境的台灣民眾之中，有人在與大陸僑民發生激烈對峙之際喊出「中華民國萬歲！」；而其出訪的中美洲友邦瓜地馬拉甚至聲稱台灣才是「唯一並且真正的中國」。而在蔡英文與麥卡錫會晤的高潮時刻，其刻意援用孔子的「德不孤、必有鄰」，但這不僅顯得與其一向的政治光譜較為突兀，似乎媒體中的華文同聲傳譯也顯得較為錯愕，未能及時反應領悟過來。
2. 「原汁原味」的九二共識
台灣自八十年代後期結束戒嚴、兩岸實行互動以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有效地保障了台海兩岸求同存異、共同發展的實際空間，也極大地支持並鞏固了美國在處理台灣問題時的模糊戰略。在上海的最後行程之中，馬英九一行不僅拜訪了第二次辜汪會談所在地上海和平飯店，並與台商們在招待會上一起聆聽了爵士樂團所演奏的《夜來香》與《望春風》。其中《夜來香》是民國名曲，大陸改革開放之後經由台灣外省籍歌唱家鄧麗君重新傳回大陸；而《望春風》則為台灣本土名曲，經由台灣本土歌星鳳飛飛演繹的版本也在大陸廣受喜愛。
當下這兩首歌曲的混合組合，可謂令人耳目一新卻又忍俊不禁：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民進黨自第二次政黨交接以來，在一些國際外交場合幾乎約定俗成地單一演奏台灣本土鄉曲；而原本同是來自台灣的旅外同學或同事，竟也為聚會之時卡拉OK曲目的「政治正確」而展開氣惱的爭論。譬如：曾任民國駐美大使、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胡適先生早年創作的《蘭花草》，也常被不歡而散地排除在外；而剩下的台灣本土歌曲，顯然連目前的蔡英文總統也未必以台語唱得完全。
相比之下，此次大陸對於「中華民國」的反應，卻出乎意料地「大尺度」地經受住了「一中各表」的觀察檢驗。馬英九前總統在出訪之際似乎已經做好「孤勇」的心理准備，因此毫不在意任何場面上的「接待規格」，並屢屢謙遜地表明接待已比想象的要好；而中共不僅一路派出要員陪伴迎接，甚至出席的官員也個個態度友善溫和，溫文爾雅，且大都具有經濟學、醫學、航天等方面的博士專業文憑，幾乎沒有見到照本宣科的體制「官腔」以及好鬥易怒的戰狼姿態，而是呈現出難得一見的人性流露及學者氣質。
這也似乎給與觀察者們一個印象：在與美國關系毫不妥協的同時，中國大陸對於國民黨「親兄弟」，卻寧願以實際行動做出合作姿態。與中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性質相比（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馬英九隸屬的國民黨屬於較為右傾的親美資本主義政黨；而正是這種經過民主化洗禮的政黨性質催生了台積電等領先世界、且在商業運營方面頗具國際競爭力的高端電子智慧產業。而另一方面，國民黨自成立以來，和中共一樣，均屬於較為民族主義的政黨，這也決定了國共在中華背景之下天然的共情能力與對話渠道。
結合當前的中美關系及世界格局進行考量，觀察者們普遍認為無法指望中共主動改善對美關系；而其巨大的經濟體量，卻又已使世界各國難以真正與之脫鉤而只能力求降低風險。倘若民主化的國民黨能以自身的老大哥身份，在令世界焦頭爛額的中美博弈及烏克蘭戰爭所帶來的種種混亂危機之際，善意地說服引導中共逐步進行自身結構的改良與民主實踐，這顯然既是民主社會的福音，也正如孫中山所建立的第一個亞洲民主共和國一樣，堪稱東亞華人社會的貢獻。而這重要人選，自然首屬曾在新加坡與習近平主席單獨會晤、具有直接交往經驗與相似中華文化背景的馬英九前總統。
而事實上，倘若沒有二人之間的基本互信及某種共識，這次馬英九前總統的「登陸」，也很難如此高潮迭起、屢屢刷新觀察者的眼球，並令人驚訝地看到：「九二共識」的確能在中國大陸實實在在地進行「一中各表」。
3. 中國大陸的思想變革
六四之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陷於停頓，在三十多年高速、片面的經濟發展之中，社會既缺乏政治改革的充足動力，也缺乏政治改革的有利契機。雖然拜登總統政府在中美博弈之中聲稱並不尋求改變中國的制度，但一個不爭的事實卻是：目前中美的冷戰局面原本源於貿易戰，而中美貿易戰的實質仍然在於影響經濟規則運作的結構性問題。
而另一方面，自鴉片戰爭以來長期失去帝國地位的中國，則習慣於以敵視的目光打量所有外在「他者」，因而面對任何「外來勢力」均充滿警惕與提防。在此思維之下，「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而統一台灣，可謂傳統父權制思維之下最顯赫的家國情懷。
而馬英九前總統的祭祖「登陸」，則以另一種家國情懷解構了威權敘事：即在「解決」歷史問題之前，首先應忠實地「還原」歷史遺留問題。在這次馬英九前總統重點探訪的城市之中，除去故鄉湖南祭祖之外，均屬中華民國歷史上的重鎮：譬如首都南京、武昌起義的武漢、抗戰陪都重慶以及進行淞滬會戰、當時已屬遠東著名國際大都市的上海。而其落淚最多的重慶，則是二戰時期遠東反法西斯指揮中心，也是國民政府與美國展開深入合作的根據地。針對這段歷史的重溫與加工，或許也能令中美雙方在共同回溯之中，喚醒並尋找相互協作的可能性。
對中國大陸而言，長久以來，官方敘事壟斷聯合國歷史地位的表述，至今常用「中華民國剽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席位」等不符史實的單方面敘事，也並未樹立起國軍正面抗戰等歷史通識。而甚至始於宋美齡的熊貓外交，也從當時純粹中美友誼的象征不知不覺地卷入了最近的中美紛爭。而面對歷史書寫及思考方式等長久以來的「虛無主義」及劍走偏鋒的「意識形態化」，目前大陸體制內部似乎難有方法進行突破；而馬英九前總統的來訪以及結合歷史景觀的講話自然親切、無懈可擊，這不僅直觀地使得一切不符歷史真相的謬說不攻自破，同時亦不使人感到反感或者唐突。而大陸民眾從莘莘學子到販夫走卒等對馬前總統的夾道歡迎、爭睹風采，表明的正是普通民眾對親民、自由等民主風氣的渴慕。
近年以來，中國大陸在消除貧困、底層扶貧、社會經濟及城市建設方面等均取得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巨大成就。但中共內部的進一步民主改革，似乎遙遙無期，並且無法指望僅靠單方面的「反腐」就能拯救或改變僵化的官僚體制，取得進一步的持續發展。而經過現代文明與民主化轉型的國民黨，倘若能在中華背景之下幫助或促進共產黨進行進一步的民主改革，無論在效率還是理念方面，均佔有最大之優勢。
而在目前台海軍事演習越趨激烈、兩岸軍備競賽均一望無際的局勢之下，倘若國共能靜下心來攜手重撰反軍國主義、反法西斯侵略抗戰歷史，並將此作為兩岸合作的切入點，在尊重事實、解放思想、促進社會文明進步、安定台海局勢及友邦關系等方面深具意義，這遠遠高於現階段的任何「武統」意義。這也正如歷任魏瑪財政、科學、文化大臣的德國文豪歌德所言：「任何國家都無法承受一個武裝到了防禦程度的戒備狀態」（Einen gerüsteten, auf die Defensive berechneten Zustand kann kein Staat aushalten）。
因此，倘若曾經作為蔣經國個人秘書的馬英九前總統能繼續秉持首次「登陸」的清醒堅定，發揚其每年紀念六四的民主理念，並溫和友好地促進習近平主席終究效仿蔣經國總統之道路，在其權力高度集中的執政後期放開黨禁、廢除新聞審查，實現民眾選舉等改良之路，這乃為中華文明史上最為深遠、最具「慎終追遠」的重大意義。
呂恆君（Dr. Hangkun Strian）,德國漢學家，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德國德語國家及地區漢學學會（DVCS）會員。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為國際關系、文學史、電影、基督宗教本土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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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呂恆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