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政絕對不會直接走向憲政，除非「公民」力量勝過「國民」。最讓台灣人困擾的就是，我們還有一個堅決維持訓政國體，而且還覺得自己有權利訓政台灣的惡鄰。
宋芸樺事件和之前的周子瑜事件相同，原因都在於：中國不承認「國家認同的自由」。所以這類事件既不發生於台灣，也不發生於韓國，更不會發生在世界其他國家，只能發生在中國。純就台灣而言，複數認同早已不是問題，我們的問題是沒有認同，或者認同錯亂。
國家主導的虛構認同
由於殖民地歷史的連續性，在台灣，「官方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向來都是他律的、由外力決定或形塑。而且這些「外力」（日本、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身的國家認同、民族認同，一樣是近代虛構的產物──一種由上而下的「建國」（nation building）必然出現的、由國家主導的“fiction”。所以歷史的真相是：先有國家，才有國民；國家創造出國家／民族認同後，再強制國民接受這個擬制／虛構的認同。
這一類日耳曼第二帝政的民族主義國家認同，顯然是反社會契約論的政治神祕主義。因此國家需要的是義務取向的國民，而非權利意識取向的公民。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國家的自我定位，始終自認「在一切領域中都是國民的導師」，也就是訓政國家。訓政國家的法律體系，也因此容許政治神祕主義要素的存在：主義、領袖、祖國、民族都是萬世一系，不可質疑的神蹟。
訓政絕對不會直接走向憲政，除非「公民」力量勝過「國民」。就擺脫訓政而言，日本、韓國、台灣都算相當有成就。可是發生在二十一世紀的周子瑜／宋芸樺事件，最讓我們台灣人困擾的是，我們還有一個堅決維持訓政國體，而且還覺得自己有權利訓政台灣的惡鄰。
這個惡鄰，原本就有兩千年皇權帝國的歷史，對於公民、公民社會以及「（無論是哲學／道德／文化／認同的、甚至生物學的）多樣性」有根深柢固的恐懼與排斥。近代兩個訓政中國，雖各自打著「共和」旗號，而且一左一右，最終都只能依賴政治神祕主義的國家／民族認同取得統治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國王的政治身體不能死亡
這種現象讓我連想到康托洛維茨（Ernst H. Kantorowicz）的名著《國王的兩個身體》（The King’s Two Bodies）。所謂國王的兩個身體，一個是（生物學意義的）「自然身體」，另一個則是「政治身體」，本書談的就是歐洲「由國王的自然身體與臣民的自然身體，透過契約而形成直接的人格結合」的封建社會秩序，如何過渡到「國王的非人格政治身體成為社會秩序基礎」的近代國家過程。
王，在法律上是絕對不可能死亡的，也不可能衰老。不僅如此，「王不但不可能為惡，也不可能思考為惡。王甚至不可能試圖為惡。王，既不可能愚蠢，也不可能軟弱」。從而，王既是「正義的泉源」，自己卻絕對不下判決，因為「王在他的法庭中無處不在，縱使他不親自裁判」。（William Blackstone《英格蘭法釋義》，一七六五年）
雖然英國法學家創造出一個乍見之下矛盾的「純普通法」法律概念，讓國王成為一種「虛構中的虛構」，而且是「超越人智的完美」虛構；但是純粹就其隱喻效果而言，「國王」這個用語並非不可取代。凡是與「國王的政治身體」一樣的神祕主義式隱喻，都可以援用。
所以上述的「主義、領袖、祖國、民族」，以及一切政治人物的腦袋想得出來的，最荒誕無稽、最愚蠢反智的政治神話修辭──甚至「全球化資本主義」──都可以取而代之。而效果依然：「主義、領袖、祖國、民族、全球化資本主義」，都是「在法律上是絕對不可能死亡的，也不可能衰老」的存在；「主義、領袖、祖國、民族、全球化資本主義」，「不但不可能為惡，甚至也不可能思考為惡，不可能試圖為惡。既不可能愚蠢，也不可能軟弱」。
身為猶太人，曾經對德意志民族有過強烈的認同，卻仍然被納粹所迫害，甚至也被流亡國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所迫害的康托洛維茨，當然不會是「王的信徒」。他深知「王的政治身體」的神祕性，以及因此必然伴隨而來的脆弱性。這種政治神祕主義的修辭，一旦離開其誕生的環境、時代與空間，就會「失去魔力，毫無意義」（就像中國民族主義對於西藏人毫無意義）。
實在很令人困擾的Q／Q
中國強迫在中國工作的台灣藝人政治表態，就是這種政治神學的典型作為。而「政治神學式的思考，在許多情形之下，都是否定人類理性或政治理性基礎的荒謬教義」。
遇上了這種信奉神祕主義型政治神學的國家以及國民──亦即我所創造的語彙「強國奴／強國奴奴」（Qiangguonu/Qiangguonunu，縮寫為Q／Q），實在很令人困擾。除了做為一個自由公民的理性、常識與教養外，恐怕什麼都救不了受害人宋芸樺與周子瑜，當然更救不了那些放棄自我啟蒙與除魅的，可憐的the Q/Qs加害人。
＊作者為輔大法律系教授。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641期之「白目豆沙包」專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