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在4月30日的早晨，美國大使館必須破壞其所有的通訊設備，為最後的撤離預作準備。
馬丁在他認為應該要對其負責的人都撤離之前拒絕離開。大約早上5點鐘，一位年輕的直昇機駕駛到他的辦公室，交給他一份寫在本子後面的潦草筆記。馬丁後來告訴我：「我永遠忘不了這件事...上頭寫著...『美國總統指示馬丁大使坐這架直昇機離開。』」
大約早上7點半，另一架直昇機「海武士」在甘迺迪廣場（後來很快就被改名）上空低空盤旋，然後降落在大使館的屋頂。我用雙筒望遠鏡看見一隊陸戰隊員跑向一艘大船打開的艙門。這艘船快速穿越西貢，然後航向外海的航空母艦。我終於了解海軍陸戰隊是由詹姆斯・基恩（James Kean）少校指揮的維安人員的一部分，在撤離的混亂中也暫時被人遺忘。
最後，直昇機發出的聲響被人聲鼎沸所代替。聽見憤怒的叫喊聲，我看到十幾個人在藍山廣場（Lam Son Square）為一張king-size的床究竟是誰的相互爭辯。對美國放棄的建築物的掠奪已經開始。
法蘭喬拉跟我在走回大使館，我們在街上看見幾具屍體，或許是被憤怒市民殺死的小偷，或者是被盜賊殺害的人。我們看見大使館外有一群人，態度與過去幾天的憤怒正好相反。他們笑得開心，相互比較劫掠而來的戰利品。在大使館內，也有當地人邊笑邊拿長柄鐵鎚試圖敲開沈重的保險箱。
在大使館後頭的草坪上，我們在一堆濕掉的文件與壞掉的傢俱中間，發現一塊刻有5位美軍姓名的銅製牌匾，這5位弟兄是在1968年春節攻勢對大使館的攻擊行動中捐軀。我們一起把這塊牌匾帶回美聯社的辦公室。
艾斯伯堅持駐守辦公室，如同他過去10年的大多數時候一樣。他跟我們的翻譯在監控室聽著西貢電台，翻譯很快就大喊著：「投降，投降了！」楊文明總統宣佈完全投降；現在是正式投降了。艾斯伯趕緊給紐約發消息。
艾斯伯看起來非常憔悴，雙眼滿是疲憊。他好幾天都沒有離開辦公室，現在他決定在外頭走一走。沒多久他就回來了，臉色蒼白不安。艾斯伯說當他走過藍山廣場，一位看起來心煩意亂、穿著整套制服的越南警官向他走過來，這個人後來被確認是副警察總監阮文長（Nguyen Van Long），他對著艾斯伯嘟噥著：「結束了。」然後這位警官走到約莫10英尺之外，做了一個俐落的向後轉，向一旁的越南步兵紀念雕像敬了禮，然後拿起他的點45口徑手槍。朝著自己的腦袋就是一槍。有那麼一瞬間，喬治誤以為他就是目標。他用顫抖的手寫下了這則報導。
法蘭喬拉一直在街上晃。他回來時說他差點被一輛橫衝直撞的吉普車給撞著了。這輛車載滿了歡鬧叫囂的年輕人，他們揮舞著蘇聯製的步槍。我衝下樓到Tu Do大街聽見引擎的嘶吼聲，望向法國天主教的老教堂，看見一隊俄國Molotova卡車正在駛近。每輛卡車都載滿了穿著軍裝的年輕北越士兵，當他們好奇地盯著經過的高樓瞧，他們的綠色防暑帽也往後歪，這或許是他們第一次看見高樓。幾位當地的越南人站在我身旁，他們靜觀無語。我看見卡拉維拉（Caravelle）飯店的房間伸出一面共產黨的大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