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一隊南越士兵跑到街邊，扒掉自己的軍裝，把武器丟到商店門口。我跑回美聯社辦公室，當我爬上窄窄的階梯時，我們心臟開始狂跳。在走廊上有十幾位越南鄰居，他們抓著我的衣服懇求我救救他們。我擠進辦公室然後望著艾斯伯。
「喬治，」我大聲叫著「西貢陷落了。打電話給紐約。」
我低頭看錶。時間是上午11點43分。我將剛剛看見的情況打了一份新聞稿，交給我們的越南籍電傳操作員、泰米。他讀著這份文稿，然後驚慌地從椅子上站起身。他看著門，我壓他坐下、命令他送出我的新聞。他照做了，然後衝出辦公室，我們再也沒有見過他。
大約中午前後，法蘭喬拉跟我在街上走著，大批俄製坦克正在進城。當地民眾擁上人行道，他們對災難的恐懼消失了。我走進國防部建築的大門，一名南越軍官正在跟幾名北越人交談。他轉身對我說「不准拍照」，我卻繼續拍著照片。畢竟城裡已有新的長官，而他們看來並不在意。
我遇見從總統府走過來的澳洲攝影師尼爾・戴維斯（Neil Davis）。他看見北越的坦克撞進總統府大門，他說楊文明總統已經被捕而且被帶走了。我回到辦公室，隨後我們的特約攝影師跟一位北越軍官及其助手也走了進來，他們表現的和藹可親、十分健談，對於我們提供的點心也表示感謝。
艾斯伯下午提醒我們國際通訊依舊暢通，我寫了我對最後一天的看法。我先裝上電傳紙帶，當我寫作時它拖曳至地。我把紙帶裝進發報機，它在機器中嘎嘎作響。我寫道：
「在13年對越戰的報導中，我從未想過一切會像今天中午這樣結束。我以為也許會像在寮國那樣以一紙政治協議作結。甚至是一場世界末日式的大戰，讓這座城市徒留一片廢墟。實際發生的卻是全面投降，兩小時後，在西貢的美聯社辦公室跟一位全副武裝的北越軍官及其助手上演了一場愉快的會面—一杯溫可樂與一塊走味的蛋糕？對我來說，這就是今天越戰結束的方式。」
紙帶不動了。我按了幾個鍵但是機器只發出了幾個聲響。我試著重做一次，依然沒有反應。連接西貢與紐約的美聯社線路斷了—沒用了。新政府拔掉插頭了。
我對著艾斯伯喊，「就這樣了，喬治。結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