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近平成功鞏固他第三任任期的權力基礎後，中國對台的統一策略自2023年開年以來似乎有質變式的轉向。《日經新聞》日前報導，中國政府正積極整理內部和平統一台灣的步調，其中，「第一步是推出一個新的理論，取代『一國兩制』，然後在此基礎上對台灣施加壓力。」 而創造這個能替代「一國兩制」且能說服台灣接受的新和平統一方案的任務，就落在即將出任全國政協主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的身上。
自從中國於2020年6月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作為和平統一的方案，在台灣已毫無市場，因為台灣內部普遍認為香港施行一國兩制的下場便是一國一制。此外，從那刻起台灣社會對於中國的任何正式承諾，即使是白紙黑字寫下來，再也無法全然相信。因此，香港國安法的頒行大幅增加兩岸未來能成功達成和平協議的難度。
在中國緊鑼密鼓研擬新和統方案的期間，台灣各界應該殫精竭慮、集思廣益，主動提出自己的想法與提案，一方面積極凝聚台灣內部的共識，另一方面消極影響王滬寧規劃中的方案。民進黨因為反對中國的一中原則，所以在兩岸會談始終無法跨出第一步，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不應該嚴肅面對此議題，開始作廣泛深入的思考。國民黨執政時雖然成功建立與中國官方會談的管道，但在馬英九政府時期，採取先經濟後政治的原則，所以政治統合議題並無觸及。過去幾十年來，民間偏藍意見領袖提出和平統一下各式各樣可能的兩岸政體架構與政府治理原則，如一中兩憲、一國兩府、一國兩區、一中同表、一中屋頂、中華邦聯等。這些提案在台灣內部或因陳義過高、缺乏可執行性，鮮少激起共鳴甚至廣泛討論，也大都被中國以違背一中原則的理由明確拒絕。
除了在具體內容有明顯岐異，兩岸協商和統方案的最大阻力在於彼此的互信基礎極為薄弱。中國懷疑台灣陽奉陰違，表面上同意統一，骨子裡則虛與委蛇、敷衍了事，甚至暗自掣肘、徐謀台獨。另一方面，因為中國政體仍然人治重於法治，居於談判弱勢的台灣，對中國的任何正式承諾，必然是半信半疑，尤其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益發如是。
如果兩岸最後能夠成功協商出一個和統方案，此方案的內容必須滿足雙方的底線要求，同時在機制設計上能解決彼此互信脆弱的問題。中國對此方案的底線是兩岸政治實體最終統合為一個中國，但過渡期間兩個政府的治理制度可以各行其是。台灣的底線則是在和平的前提下，永久保持今天所享有的公民自由與人權。也就是說，如果有一個機制可以保證台灣人民永享現有的自由與人權，台灣社會是很有可能接受回歸中國的安排。所以，兩岸和統方案重中之重的挑戰就是如何提供這個保證機制。
理論上，以台灣與中國國力差距之懸殊，這樣的機制只有靠國際列強(尤其美國)的積極介入與強制執行，才有可能保證。實際上，鑑於歐美日在中國推行香港國安法時反對與抗議的力道薄弱無力，可知國際干預在爾虞我詐、瞬息萬變的世局中並不可恃，尤其在「避免干涉他國內政」的大帽子下很難操作。再且，在美中爭霸的態勢下，美國根本就不願意看到台灣與中國統一，所以冀求美國挺身而出、提供促成兩岸和平統一的保證，可能是緣木求魚。
循上推論，唯一可以讓台灣社會相信在統一後可持續既有自由人權的方法似乎是訂定出一個動態檢驗機制，確保在統一前中國能積極推動內部民主化並達到特定里程碑。因為兩制的終極目標應是兩岸人民最後都能享受台灣人民在2020年代就擁有的自由與人權，所以，在統一前中國必須循序漸進強化其黨內民主與地方民主的制度，躬行力踐，以期逐步拉近兩岸自由人權的差距，進而據以說服台灣社會它的自由人權水準在統一後永不倒退。易言之，中國必須以具體改進內部民主制度來體現對維持台灣既有政治制度的保證。
至於足以說服台灣的特定民主化里程碑為何，則留待兩岸在考量操作可行性、外界觀感、所需時間長短等因素後協商而成。但舉例來說，這個里程碑可能是「香港或深圳地區的民主化程度達到新加坡2020年的水準」；亦即，當中國的某政治特區已進化到新加坡2020年民主化的程度時，台灣就可能相信與中國統一後它的自由人權水準應該不會走回頭路。
最後，如果中國努力內部民主化以促進兩岸統一，那麼台灣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證明自己也有同等向統一方向移動的誠意？首先，台灣應停止所有「去中國化」的文化教育政策和措施。其次，在貿易移民外交政策上，逐步從「親美遠中」轉向「中美等距」甚至「親中遠美」。如此，中國對台灣在過渡期間暗地操作台獨或獨台的疑慮才可望泯除。
＊作者為清華大學合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