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13年朴槿惠上台以來，中國就對南韓未來的戰略選擇產生了極大的期待。南韓對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的支持，朴槿惠親自參加2015年中國抗戰勝利閱兵儀式都向中國證明了南韓戰略選擇的「可塑性」。雖然2016年的薩德事件以及中國對南韓進行的經濟制裁使得中韓關係陷入下行期，但是接下來2017年上台的文在寅政府在總體上執行了在美中之間尋求平衡的外交戰略。考慮到南韓進步派政府同美國長期以來關係相較於保守派政府更為疏遠，中國在文在寅時期對中韓關係、韓美關係的信心相對充分。美國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也清醒地看到南韓才是中國在東北亞地區最想爭取的關鍵樞紐國家。
對南韓的爭奪，才是美中在半島最為尖銳的矛盾
由此可見，在過去的幾年中，美中之間在半島問題上矛盾的焦點貌似仍然集中在朝核問題上。但實際上，對南韓的爭奪，包括對其戰略選擇的影響和塑造，才是美中在半島最為尖銳的矛盾。
如前所述，南韓的外交政策受到國內政治和執政黨的關鍵影響。2022年3月的南韓大選，在進行之前就被視為是對南韓未來五年外交政策、尤其是對美和對華政策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一次投票。在經歷了將近十年相對親華的朴槿惠政府和文在寅政府，如果南韓的新一屆政府仍然執行類似的政策，南韓未來外交的總體走向很難再次回擺。畢竟，當南韓自稱要在美中之間尋求中立和平衡時，身為南韓盟國的美國很難不會對此心懷非議——作為擁有共同防禦條約的安全盟友，南韓怎麼能獨善其身尋求中立呢？
因此，5月上台的尹錫悅政府為中韓關係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尹錫悅政府自執政初始就表示要將對朝嚇阻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內容。
加強對朝嚇阻有兩層含義，其一是增強美韓軍事合作；其二是南韓的對朝政策從文在寅時期的對朝接觸、緩和徹底轉向。如果南韓不尋求對朝接觸，中國在朝韓之間勸和促談的外交影響力就毫無用武之地，那麼中國以此影響南韓政策的籌碼也因此不翼而飛。除此之外，尹錫悅政府強調的價值觀外交、對美國印太戰略包括印太經濟框架的嚮往、在供應鏈問題尤其是晶片問題上同美國的合作，無一不在觸碰著中國的敏感神經。
到目前為止，中國對尹錫悅政府採取了懷柔安撫的政策，對南韓政府潛在的「反華」政策和傾向也沒有進行回擊或者制裁。如果雙邊關係處於敵對或者惡化的狀態，中國不會在這個時候安排同南韓領導人的雙邊會見。
但是在2022年11月15日，習近平在峇里島會見了南韓總統尹錫悅。南韓政策界普遍擔心的是中國是否會因為南韓的安全選擇採取2016年那樣的經濟制裁，給南韓經濟帶來高達數百億美元的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