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的時候，我不覺得自己有能力駕馭職場跟家庭。我是一個對自己不太專心的人，19歲參與學運以來，常常一頭熱就鑽入公共事務、議題當中，博士學位一直沒有專心完成，常常覺得自己都沒辦法照顧好自己。
我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後來遇到我先生，變得比較有信心跟他成為一種合夥人，因為他滿願意付出的。我們剛認識的時候他會做便當，有時候我也想會不會是假的？（笑）
婚後馬上成為立委，其實沒想到這麼快。我們沒有刻意一定要生孩子，但如果有的話也很期待，所以我們自然有了孩子，他就承擔起奶爸的工作，我也可以繼續擔任立委。我的體悟是親職要不分性別。
或許年輕一代親職分工相對平等，但是家務性別分工的觀念還沒真的改變。即便台灣在亞洲走得算很早，90年代女大學生生比例就很高、也有高比例的女性進入職場，但天花板仍在，女性科研人才和女性主管相對還是少。
女性往往也自我動員，對家務有好似天職般的責任感。所以家務的性別分工不只是在現實的家庭關係裡，也在心裡，內化複製於我們生命的內在。所以人最終怎麼自由選擇？這個自由選擇可以是普遍平等的自由，而非個體的自由？
女性政治人物的親職思考
我覺得社會不應只問女性能做什麼，我們要追求的是問這個社會能做什麼？青平台研究中心就有一個主張，是要提升社會的「暖實力」，讓社會支持系統溫暖起來，社會才有「軟實力」。
台灣到了需要升級轉型、走向創新經濟的這一步，這要以人的能力（軟實力）為主。過去只靠教育和經濟政策是不夠的，我覺得要加強的是社會政策。我們民主轉型的過程中逐步在做，但目前比較是破碎型、單點單個的政策，應該要開始思考一個相對完整的、一定公共比例的社會支持體系。
如果能減輕每個家庭包含育兒、養老、居住、教育的負擔，像是強大的托育和幼兒教育，讓不論社經背景的每一個個人，不論組織家庭與否，都可以平等自由地去自我實現、發揮得更好，社會才有軟實力。
我常說歷史不是一個人往前走一百步，而是一百個人往前走一步。台灣民主化30年，我們大多以為自由就是言論自由、投票自由，其實有更多面向的平等和自由要追求。
我希望跟政治工作者、NGO、產業界的朋友一起把社會圖像思考的更清楚一點、影響更多人，不論這些人是在哪個工作崗位或是某天去選舉執政，都更有人文思考、有這份理想，那我們就有可能往這樣的美好社會邁進。（完）
下篇報導，我們深入訪談了在家庭與職場間掙扎平衡的媽媽，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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