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六四」鎮壓後，中共上下官員特質的變化也是造成習大權獨攬，定於一尊的一個深層因素————經「六四」後的清洗，中共內部再也沒有那種理想型、可以為民眾、國家的利益，為某種理想、原則而肯犧牲自己的前途、權位的官員，個人的仕途，豪華的享受，利益的誘惑，腐蝕掉官員的意志，讓他們在面對習的一些做法可能最終會危及民眾和國家的利益，違背中共經文革的教訓所形成的一些機制走向獨裁的集權過程中，俯首稱臣，惟命是從，可謂真正「竟無一人是男兒」了。
兩個畫面形象直觀地展示了中共內部政治運作的現況，也預示著未來：一是胡錦濤被強迫帶出會場，那是一種習式的暴力壓制整合全黨的象徵，是二十大的本質；另一是二十大後習近平帶新科常委訪問延安，報導中可看見一個畫面：當習講話時，另外幾位常委不斷地點頭稱是，承奉之狀行如臣僕。這是近幾十年中共政治運作中少見的場景，以往更不會公開報道。中共政治從此進入一人獨斷時代。就習的集權程度來講，且不論江、胡時期，甚至也甚於毛、鄧時代，畢竟，那個時代還有因戰爭年代形成的各種元老勢力集團造成的事實上的某種權力牽制。而獨斷的權力最終會帶來災難，也是古往今來大概率的權力運作規律。
絕望時代的希望
鄧時代確立的退休制度有兩個背景，都是巨大的災難換來的，一是文革，二是「六四」。文革後政治上最大的討論就是要推動民主，廢除領袖終身制，雖制度上有些相應規定，但並沒有完全落實，鄧盡管幾次宣示但並沒有踐行，此也是造成「天安門運動」、「六四」鎮壓的一個重要政治原因。「六四」後因承受巨大的壓力，鄧最終選擇退下，開啟中共事實上的退休制度。這種並不很規範的制度，卻因權力運作具有某種可預期性和相對的規範性而帶給中國政治幾十年的相對穩定和某種活力。人們可以借對過往鄧時代的參引，對下一位執政者的寄望來對現實展開某種批評；精英層及社會大眾對未來也可抱有某種希望——對江執政的不滿，可以期望胡；對胡的不滿，可以寄望習；二十大之後，這種現象已成絕響，人們沒了對未來的希望，甚至也沒了失望，而代之是一種迅速蔓延的絕望；這對精英層講尤其如此，那最後一點殘破的希望被嚴酷地打碎。人心失散，「潤」（移民）潮加速。後文革時代由對文革的反思及改革開放所燃起的、銜續的曾被中斷的百年中國民主、自由夢再次破滅。一個巨大的歷史輪回終結。
這種局面的形成，除習近平的個人因素，究其根源，也是與中共的體制以及舊的改革開放的模式有關。那種「做好人，保江山」式的改革開放，缺乏一個整體的文明視野，明晰的制度指向。並沒有將公民的主體性、個體的權利這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放置首位，沒有突破「江山」與「人民」關系上關鍵性的調整，「人民」為本可虛可實，含義可以隨意調整，而(共產黨)「江山」為本則是毫不動搖。制度尤其是政治權力的產生與約束並沒有得到重大改造，習對改革開放進行清算也就有了制度性依托和意識形態的合法根基。前有「六四」鎮壓，今有習氏專權。所以，在造就這種局面上，從鄧到江、胡都難逃其責，也最終都自食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