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跟老朋友聊天時，常會自我解嘲說自己已經變成以前最討厭的那種靠一張嘴巴吃飯的人。但風險資本的例行工作中，的確有很大一部分是「溝通」，不管是跟基金投資人，或者新創公司，或者媒體，又或者政府。這些溝通可能是雙向也可能多向，每一種都有多層次的意義和目的，真要仔細分析起來，只怕比研發任何電路或者演算法都還要複雜。
任何人類的關係中，本來就都存在著資訊不對稱，而在風險資本和破壞式新創這個生態系統裡更特別是如此，甚至可以說這整個生態系統都建立在資訊不對稱上。也因此，不管是種子、Ａ輪、Ｂ輪式的分階段投資，或者創辦人股權的重新授與（vesting），乃至於可轉換式優先股這樣的工具，都是為了減少資訊不對稱的負面影響，將所有踏上這場旅程的夥伴們的利益「對齊」在一起，以期於這樣高風險、低流動性的長期投資中抵達終點（公開上市或者被大公司現金併購）。
但近來隨著我們將投資觸角拓展到亞洲，我發現溝通的過程中不只有資訊不對稱要處理，還有著知識不對稱，特別是在我的祖國。由於台灣風險投資環境長期的扭曲，往往安排好開一個小時的會，得先花上二十分鐘解釋真正的風險資本所代表的意義 。
有些人可能會質疑說每個國家環境都不同，矽谷乃至於歐美式的「風險資本」可能不適用於台灣。這種講法也對也不對，對的是政商經濟環境的不同的確會造成不同的風險資本生態體系誕生，不對的則是因此兩手一攤，死抱著 後驗的態度去排斥理解真正的風險資本。我認為正式這樣的態度讓台灣資本市場錯過了一整個世代的破壞式新創，隨著舊式風險投資方式的紅海化，如果不進行調整，只怕會繼續和機會擦身而過。
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我會介紹風險資本在金融市場上所扮演的真正角色，讀者將會發現風險資本在本質上與「科技」和「創業」沒有絕對關係，更與「產業升級」或「加值服務」這樣的政客口號相敬如冰。對於風險資本和金融市場的關係有基本的理解後，讀者就能開始理解為什麼像Airbnb或Uber這種看起來「技術含量」很低的新創，會得到這麼高的估值，也才會有機會理解為什麼專利數量遠遠落後Google的Facebook如何為其風險資本投資者創造驚人回報。（值得注意的是Facebook上市後第一年雖經歷股價動盪，但爾後持續攀高，至今已經達到兩千多億美金的市值，足足是鴻海市值的五倍以上。）
資本是不帶感情的
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我一直避免使用「創投」兩字，這乃是因為這兩個字很容易造成誤解。要知道風險資本投資的標的雖然都是新創公司，但不是所有新創公司都是可投資的，風險資本更不是為了「創業」而存在的。和市場上所有的資本類型一樣，風險資本只有一個目標：追求與其「風險水準」相符合的「預期回報」。
在古典金融理論中，資本是完全理性而不帶感情的。當資本自我評估是否要流入某一個特定資產時，不管這個資產是新興國家股票，或澳洲礦業公司可轉換債，或美國政府發行的通膨調整公債，乃至於台灣人最熱愛的房地產，資本其實並不在乎這個資產的個別特質，它唯一在乎的是這個資產的風險水準，以及它預期帶來的回報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