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舊派小說家」中，海上漱石生並不僅僅以其《海上繁華夢》、《仙俠五花劍》這兩部作品而在清末通俗文學之類型小說領域一度獨領風騷， 其報人—小說家的雙重身份及長達五十年的報業—文學實踐，某種意義上對於理解認識晚清以來滬上之都市文學及通俗文學，似乎更富於歷史意義及參照性。
豈獨繁華夢著行
換言之，對海上漱石生報人、小說家中任何一種身份予以解釋之時撇開對於另一種身份之必要關注，應該說都不能很好地瞭解認識海上漱石生，也不能很好地認識瞭解以海上漱石生為代表的晚清滬上報人—小說家這一具有鮮明近代特色的文人群體。具體而言，要對海上漱石生的小說進行考察分析，海上漱石生的報人身份及報人經驗是一個不應迴避的話題。其中尤為值得關注的一點，就是這種職業與文化身份對其小說實踐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與一般報人相比，海上漱石生的報人生涯和身份持續時間長，且先後在《新聞報》、《申報》、《輿論時事報》等滬上有影響力的大報擔任主筆或總編纂，這種經歷與其小說家經歷在時間上亦多有交集重疊。報人的言論方式與小說的敘事方式之間究竟會在同一主體產生怎樣的拉扯力或向心力呢？
不僅如此。海上漱石生的文本書寫形式，並不僅限於報紙論說文或長篇章回體小說，儘管這兩種形式是他作為職業報人和職業小說家的主要文本表現形式。在此之外，海上漱石生還是一個隨筆小品文作家、一個舊體詩人， 一個大報、小報上的重要專欄作家。儘管可以說上述文學身份彼此之間並不完全協調一致，甚至也可以說這正好與近現代之交傳統文人向現代作家身份與寫作方式的過渡轉型密切相關，但在其50年的寫作生涯中，中國的文學環境與政治社會文化環境均發生了顯而易見的變化，海上漱石生的報人—小說家經驗，既是上述變化歷程的見證，亦從一個角度折射出清末民初文學處境的複雜多樣，以及作家們為因應上述處境所表現出來的驚人適應力和創造力。
其實，同時代的作家們對於海上漱石生在報業、文學兩個領域的貢獻，要比後來者的評價高得多。而且這些肯定性評價，亦多集中於報紙與文學的啟蒙作用與社會改良事業。
德清姚壽慈奉和漱石生六十述懷詩中有「談兵杜牧橫無敵，憂國陳東恨不平。沉寂山河驚欲動，刷新宇宙望終成。神州振起推先覺，豈獨繁華夢著行」，並自注云，「先生主《新聞報》時，適有中東一役。所輯論說皆激昂慷慨。變法圖強，新民事業，應推先覺，不僅以著有《海上繁華夢》著稱矣。」 可見在時人眼中，孫玉聲並非僅僅是一個聞名於時的通俗小說作家。
或許對於孫玉聲作為啟蒙思想者與通俗小說家之事功評論，直到今天仍會有不同認識。這不僅與評論者的文學觀有關，也與對於文人或作家的社會定位有關，甚至也與對於晚清以來的文學發展史的總體判斷評價亦不無關係。不過，無論在上述任何一種評論語境中，海上漱石生的身份都不是也不應該是單一的。
＊作者為上海復旦大學教授。著有《白璧德與中國文化》、《〈中國評論〉與晚清中英文學交流》、《傳教士與晚清口岸文人》、《蒼茫難盡東西界》等。本文選自新著《清末民初報人─小說家：海上漱石生研究》（獨立作家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