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在哪裡，受眾在哪裡，宣傳報導的觸角就要伸向哪裡。」
習近平
人權組織「自由之家」8日發表《2022北京的全球媒體影響力：威權擴張和民主的復原力量》報告，針對亞太、非洲、歐洲、拉美、中東、北非等30個國家的媒體，從2019年初到2021年底遭到中國「大外宣」影響的情況進行調查。報告指出，台灣是受影響最嚴重的案例，但也做出了最有力的回擊。不過報告也發現，中國的「大外宣」每年雖然耗資上百億美元，在西方民主國家的效果卻相當有限。
「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中國、香港和台灣問題研究主任莎拉·庫克（Sarah Cook）8日表示，中國的外交官與官媒正在積極挽回中共的國際聲譽，因為他們對武漢疫情的掩蓋，還有在新疆、香港、南海的政策，使得北京與習近平在民主國家的國際聲譽明顯下降。也因為如此，中國的外交官、官媒及其代理人在國外展開活動時，都會遇到嚴重的障礙。
報告指出，中共過去30年一直試圖在海外擴大宣傳，近3年更是積極擴展其對全球媒體的影響力，而且手段越來越複雜隱蔽。除了通過主流媒體散佈北京認可的內容，中國外交官與官媒還通過抖音與微信官方帳號、購買外國新聞媒體的股份、對外國輸出審查技術、使用假帳號發文等方式提升影響力。若遇到中方不喜歡的新聞，更會直接施壓要求刪去相關內容，若遇不從，則以損害雙邊關係、撤回廣告、誹謗訴訟等威脅來達到他們的目的。
在「自由之家」調查的30個國家中，有24個國家受到中方不同形式的攻擊，其中16國遭受的中國「大外宣」被列為「非常強大」或是「強大」，23國對中國與中國政府的看法則越來越不友好。報告指出，中共在台灣的媒體攻勢最為嚴重，雖然台灣社會強烈反對中共宣傳，中國在台灣並未設置官員，但北京仍可透過舉辦論壇、提供補貼等方式來影響媒體內容。像是在疫情和台灣選舉期間，中國會直接在不同的社交平台製造新聞來源，讓媒體跟進和報導、推動大外宣。
報告指出，民主國家抗衡中共媒體影響的能力差距極大。僅有半數國家能達到「頑強」的等級，而其餘則被評定為「脆弱」。台灣的抵禦能力被評價為最佳，美國緊隨其後，奈及利亞則被評為「最糟糕」。此外，中國也更善於利用社群平台的操弄，在這30個國家中，「自由之家」發現了28個由外交人員或官媒管理的賬號，甚至有半數國家出現散佈外交官發文的虛假帳戶大軍，也有網紅及其追隨者在接受資助或培訓的情況下，推廣親北京的內容。
至於中國強勢「大外宣」的具體例子，包括中國駐印度領事館在《印度教徒報》（The Hindu）刊登「社論式廣告」，英文的中共官媒《中國日報》（ China Daily ）也曾以插頁形式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刊登所謂《中國觀察》的廣告，宣傳中國政府的政策、美化中國和中共形象，不過《紐時》、《華郵》、《每日電訊報》後來都終止這項合作；2021年8月，中國駐科威特大使館則成功迫使《阿拉伯時報》從網頁下架對台灣外長的訪問；在以色列，香港政府曾要求一家網站託管公司關閉一個支持民主的網站，並稱若不配合這麼做，該公司的員工可能因香港的《國家安全法》遭到處罰。
在「自由之家」調查的30個國家中，只有不到半數實行了限制跨行業持有權的法律，防止內容生產和內容分銷受到單一企業操控；9個國家制定了反SLAPP（對公眾參與提策略性訴訟）的法律或先例以保護記者。自2019年起，受調查的30國中，有19國的政府官員甚至增加了他們對獨立媒體、記者和公民社會的攻擊；若是當地政治精英與北京關係密切，媒體揭露和抵制中共及其代理人影響力的能力也會降低，加納、馬來西亞、莫三比克、塞內加爾和科威特的官員就會打壓批判中國的報導。
除了植入內容，有12國的新聞聯合製作涉及中方提供技術支援或協助，換取對報導相當程度的編輯管理。像是羅馬尼亞和肯亞等9個國家中，當地記者或評論員因為發表親北京的文章得到金錢補償或其他禮物；多個總部設於中國的機構均與中共有密切關係，30個接受調查的國家中，有16國簽定或更新合作協議。
不過面對中共的宣傳攻勢，許多國家的記者、學者與民間團體也加以反擊，像是增加透明度、確保多樣化報導以及增加當地對中國的專業知識，許多民主國家也有保障資訊自由和媒體持有權的法律，這些法律有助於確保透明度和使媒體生態免受中共的影響。在30個國家中，有21個國家的記者與媒體專門揭露中共的「大外宣」。即使有27國的媒體繼續發布中國的官方內容，但這些國家也同時出版更多關於中國政治的批判性內容，為讀者提供相對平衡和多樣化的報導。
中國問題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報告發布的記者會上表示，北京的努力當然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但總體來說他們的巨額投資並沒有得到回報。北京的軟實力在歐洲、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台灣等地正在下降，但中國政府似乎並不相信這一點，「大外宣」的行動顯然還會繼續。報告則指出，從台灣、美國、英國和澳洲的例子可以看出，由於較溫和的影響力工程未能達到預期效果，中共最近轉向更激進、更具對抗性或隱密性的策略，預期未來幾年也將擴展到更多國家。
政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黃兆年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中國對台灣媒體的影響並未達到對中國增加好感的效果，但中國對資訊的操弄讓偏差資訊進入台灣，確實讓台灣社會在政治光譜變得更極化，更矛盾和衝突，對台灣民主的討論與決策品質都有很大的影響。報告也建議了民主國家可以採取的回應措施，包括發展國內有關中國的專業知識、支持調查性新聞、提高媒體所有權的透明度、打擊虛假信息、以及加強對新聞自由的基本保護。報告建議政府應減少限制資訊獲取或與人權原則相衝突的強硬行動，注重與民間社會和媒體建立夥伴關係，確保所有立法和政策都能加強而不是削弱民主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