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政治局開個會議就能把事情辦成，美國能辦到嗎？」—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演說，一九八〇年代初期
一九八七年六月，中國的實質領導人鄧小平與南斯拉夫官員會晤，憂心忡忡。當時的中國處於「改革開放」時期，一連串的巿場改革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為它後來竄升至超級強權的地位奠定基礎，但一路走來波折不斷。數月之前，中國政局面臨文化大革命以來最嚴重的不穩定與動盪—鄧小平因此肅清了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因為他同情改革派。
鄧小平與南斯拉夫官員會晤期間，仍不時記掛著中國的政治局勢。他多次偏離經濟改革的話題，大談列寧主義國家在政策制定上的優勢。他向外賓說，列寧主義國家「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決心，一作出決議，不受牽制，就能夠立即執行」。他說，這和美國人不一樣，「我們的效率是高的，決定了就馬上執行⋯⋯這方面是我們的優勢，我們要保持這個優勢」。
鄧小平欽點的助手趙紫陽多年後說，鄧小平擔任領導人期間多次講過這類的話，「鄧把不受牽制，不制衡，權力絕對集中，作為我們總的優勢⋯⋯高度集中的集權政治、專制制度是他特別欣賞和喜愛的」。
鄧小平在此前六十年就開始崇尚列寧主義。他和同一世代的中共元老一樣，憑藉著民族主義進入政壇。他參與了五四運動的相關活動，之後赴法國學習，以他的說法是為了「救國」。鄧像許多同世代的民族主義者一樣，在列寧主義當中找到能實現自己政治計劃的工具。他在法國加入共產組織後，二十歲出頭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到列寧主義建立黨和組織的理論與實踐方式。他在當時寫的一篇文章裡談及民主為何不適合中俄兩國，「中央集權體制是由上而下的，絕對必須服從領導人的指示」。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的觀察是，鄧藉由上述經歷及其他經驗「社會主義化，成了道地的列寧主義者」，致力於維持「黨的組織完整，進而壟斷權力」。曾是鄧小平左右手的趙紫陽則說，鄧小平不是唯一「欣賞」列寧主義的人。其他領頭的民族主義者如孫中山、他的接班人蔣介石，也同樣採納列寧主義的規訓。對孫、蔣和鄧來說，列寧主義是能讓他們達成中國富強願景的手段。
鄧小平與其他中共黨人崇尚高效率的協同、整合及實施決策，這對中國的大戰略而言當然是優勢。黨的位階在國家之上，並且滲透國家的所有層面，如此它便能有效整合大戰略的手段，讓政策制定者在對外政策事務方面擁有不受狹隘利益影響的相對自主性，得以追求大戰略的利益。就像毛澤東說過而習近平近年重申的那段話：「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
民族主義政黨
稱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民族主義政黨，可能會引發爭議。很多人認為它堂而皇之的張揚民族主義姿態只是一種工具性策略，為了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蒙塵後尋求新的正當性來源。事實沒這麼簡單。中國的確是在天安門屠殺事件及蘇聯垮台後才展開名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運動，向民眾擴大灌輸民族主義的主題思想；不過有學者留意到，民族主義早就根植在中共的意識形態與認同中，當今的中共與晚清的民族主義騷亂有深長的歷史淵源。
中共長久以來的核心運作宗旨，就是找出能讓中國恢復以往大國地位的精神，以達成「民族復興」的目標。「民族復興」一詞今天是習近平政治計劃的核心用語，但這個詞有長遠歷史，近兩百年來瀰漫在中國的政治活動中。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汪錚指出，這個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孫中山，而且幾乎所有現代中國領導人都曾引用，從蔣介石、江澤民、胡錦濤」。「復興」的概念提供一種使命感，不僅能用在中國的國內改革，也能用在大戰略中。
富強
一七九〇年代，喬治．華盛頓擔任美國第一任總統的首個任期時，清朝仍處於盛世。但之後數十年，多省騷亂不斷、外國掠奪頻生、朝廷施政僵化，讓部分官員感覺到中國已步入衰退。
魏源就是其中之一。他重新張舉中國歷史思想中的經世致用之學，強調國家應追求「富強」，而不推崇儒家傳統中倡議的「德治」。內政衰敗的中國，在慘烈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迎面撞上歐洲的帝國野心，中國所謂的「百年國恥」於焉展開。隨著中國國力衰頹，越來越多知識分子關注如何重建實力，找回往日榮光。夏偉（Orville Schell）與魯樂漢（John Delury）撰寫的恢弘史書《富國強兵之後：中國的百年復興及下一步》提到了中國對「富強」的痴迷，其中指出，魏源讓「富強」這個源於兩千年前的用語復活，正是時候。
自此以後，它「一直如北極星一般，引領著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領導人」。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百年之間，中國蒙受一連串敗戰之恥，清朝的巨廈崩塌，幾個世代的學者與運動人士也藉著倡議魏源的「富強根基」而崛起。繼承魏源思想的馮桂芬，則在目睹第二次鴉片戰爭與太平天國之亂幾乎讓清朝覆滅之際，推行了「自強運動」。他影響了一整代的學者，也影響了本書前言中談及的晚清名臣暨軍事將領李鴻章。
馮桂芬病歿後二十年，晚清情勢略見好轉之際，中國又在甲午戰爭中慘敗給日本。這場戰爭讓康有為、梁啟超等學者，以及孫中山這樣的民族主義革命者備受打擊，他們隨即各自提出中國應該追求的道路，終極目標都是要自強。
這些人與他們參與的民族主義宏大論述，都致力於復興中華、追趕西方，而他們的言行就成了讓中國共產黨茁壯的沃土。中共早期領導人當中，許多人都是受到復興中華的民族主義感召，成了愛國青年。例如鄧小平，他少年時期參加了五四運動等民族主義運動，受到「舉國致力讓中國擺脫國恥」、「讓中國富起來、強起來」的感召。鄧小平和許多後來的同志一樣前往海外求學，他曾解釋其中的原因，引用的就是魏源重視的「富強」：「中國當時是個弱國，我們要讓她強起來；中國當時是個窮國，我們要讓她富起來。我們去西方學習，要出洋學點本領回來救國。」
除了出國求學和參加示威之外，還有很多中共領導人物如陳獨秀、周恩來、毛澤東是從閱讀康有為、梁啟超的書開始崇尚民族主義。毛澤東曾憶述，當時他「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對他們的書刊「一讀再讀」，直到可以背出來；他年少時還曾張貼海報，倡議孫中山當中國的總統、康有為當總理、梁啟超當外交部長。另有記載稱，鄧小平的父親是梁啟超創辦的政黨成員，自然形塑了鄧小平年少時的民族主義世界觀。許多中共黨人早年也都受到孫中山的影響，中共迄今仍崇敬孫中山。追隨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者在廣州成立軍政府與黃埔軍校，當時「吸引許多前途看好的愛國青年」到廣州，其中許多人後來都赫赫有名，如周恩來、葉劍英、林彪、毛澤東等。
中共建政後依據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制定政策，但無疑仍受到民族主義的使命感驅動，其中的核心就是要拉近與西方的富強鴻溝。毛澤東時代推動的工業現代化、失敗的「大躍進」運動、對成功打造「兩彈一星」的渴望，以及跨出蘇聯秩序、還向蘇聯要求意識形態領導權這種極端危險的舉動，都是出於民族主義的心思。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以及大力推動經濟與科技發展，使用的語言都明顯仿效上一代推行自強運動的前人。包括江、胡、習等鄧小平的繼任者，也進一步推動民族主義計劃，聚焦於復興中華，要恢復中國在區域與全球秩序中原有的地位。
復興
江澤民曾說，是「孫中山首先喊出『振興中華』口號」。而中共也的確利用了孫中山喊出的這句話，至今「振興中華」或「復興中華」的口號仍是中共執政的支柱。
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戰火方熾，孫中山在此時創立興中會，宣稱其使命就是要振興中華。即使到了對日抗戰時期，鄧小平等中共黨人仍以「民族復興的路線」激勵黨內同志；中共在內戰中獲勝時，毛澤東宣稱「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中國一九七八年啟動改革開放時，鄧小平和左右手胡耀邦、趙紫陽多次重申目標是「振興中華」，達成「富強」目標。一九八八年，江澤民說中共的使命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復興中華」是中共的主要情懷，還能從以下這件事得到證實：它幾乎出現在每一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總書記演說中。這些演說稿是中共最具官方權威性的文本之一，本書之後就會介紹。一九八二年，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的報告中感歎「我們的國家有一百多年被侵略、被壓迫的苦難經歷，中國人民絕不願再回到過去的屈辱地位」。一九八七年，胡的繼任者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的報告中，則提及「富強」一詞，稱「改革是振興中國的唯一出路」。
江澤民在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報告中，也再度提及鴉片戰爭與百年國恥，讚揚中共「洗雪了中華民族的百年屈辱」，並不斷提醒聽眾「黨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黨從成立那一天起，就⋯⋯肩負著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莊嚴使命」。胡錦濤在十七大與十八大的報告中也重複這些主題，並強調中共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中「寄託著無數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理想和夙願」。最近一次是習近平二〇一七年在十九大的報告，他將民族復興當成他的「中國夢」以及中國「新時代」的核心，不僅提到鴉片戰爭的悲劇，還宣稱「為中華民族謀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而且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達成民族復興的目標。
＊作者杜如松（Rush Doshi），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中國事務主任，是拜登政府中研擬中國政策的首要幕僚，同時也是「布魯金斯中國戰略倡議」（Brookings China Strategy Initiative）的創立主任，以及耶魯大學「蔡中曾中國研究中心」（Yale’s Paul Tsai China Center）研究員。過去他曾任職於拜登與柯林頓政府的亞洲政策工作小組。本文選自作者著作《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