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所以認為安倍大戰略的大體輪廓能歷久不衰，另有一個日本地理與歷史方面的原因。面對險惡的新地緣政治環境，日本領導人為了競爭而被迫調整體制與外交政策戰略，這不是第一次。事實上，如果想找一種與吉田主義對比的戰略，你會發現日本在十九世紀的立場與今天的情勢若合符節。面對中國土崩瓦解的清帝國，以及俄羅斯與歐洲帝國主義強權窮凶極惡的擴張，明治政府的領導人山縣有朋在一八九○年宣稱，日本必須放大眼光，超越當下的領土防衛視野，思考該在何處劃出「利益線」以形塑外在環境，防阻對手控制進犯日本的關鍵通路。
歷史脈絡：日本國家利益線之定義
雖說安倍使用的字眼與山縣有朋當年所用的不一樣，根據安倍的新主動外交與國防政策，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日本也像當年一樣，搜尋著適當的「利益線」—但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差異。山縣有朋的第一優先是建立一道海上緩衝區，然而他的利益線很快就劃在亞洲大陸上，以主控朝鮮半島為開端，然後往滿洲與中國延伸；直到最後，日本發現自己必須與英美等海洋民主國家作戰，否則就只能退出中國。日本選擇與這些海上列強開戰，並因此吞下慘敗。
相較之下，安倍卻選擇了一個和日本自山縣有朋時代以來的大戰略相比，相當另類的願景；他在劃定利益線的時候，決定性地將之劃在海上。在山縣有朋的時代、也就是二十世紀初期，日本由於陸軍、軍國主義者與大陸主義者壟斷東京決策圈，所以在利益線規劃上顯得模糊不清。這個另類願景，可以歸功於維新派青年坂本龍馬一八六七年在向明治天皇提出「船中八策」時倡議的戰略；坂本主張建立強大海軍，將日本貨幣改為銀本位，遵從國際商業規範，全面發展海權。
安倍與他的政府一再刻意運用海洋與大世界名詞，界定日本的新大戰略—「四方安全對話」與「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的構築就是例證。安倍的新利益線雖說刻意以地緣概念為本—強調海洋對島國的重要性—但也認定日本依賴商務，必須努力爭取區域性與全球性決策與規範訂定的主導權。安倍主張從海路到網路空間，保衛進入日本的各種門戶，以達到「對和平主動貢獻」的目標，但他提出的達標手段不是戰前日本採取的先發制人軍事征服戰略，而是理念、投資、結盟、與外交手段的競爭。
儘管有這些重要差異，但基於三個理由，坂本的故事與日本早期歷史對我們了解日本的新大戰略很有幫助。首先，事實證明，日本不必重返二十世紀三○與四○年代窮凶極惡的軍國主義老路，也能躋身全球一流強國之林。在很長一段時間，日本只能在綏靖主義與擁有全套軍備的「正常」國家兩者之間擇一而為。這樣的前提，就像緊箍咒一樣限制了戰後日本的外交與安全政策學術研究。當然，一九四五年以來的反軍國主義文化，對日本國安政策準則理論構築的衝擊一直很大—但為了因應國際政策架構，這些準則也會改變—就日本的案例來說，它們的變化幅度頗為可觀。
安倍的大戰略雖說並不迴避軍事手段，但對外交、經濟、與觀念思想工具的強調也不遑多讓。有關這一點的誤解，使許多人在安倍上台時紛紛提出警告，說日本將重返軍國主義老路。
但安倍用海洋與大世界作為戰略架構的做法已經生效：今天世人眼中的日本，不是一個歷史「否定主義」(revisionism，譯按：意指否定歷史事實，也稱為歷史修正主義)國家，而是極端重要的國際自由秩序保護者。
其次，從歷史角度對日本的海洋戰略進行反思，不難看出身為島國自然而然的優先選項。
我們今天一般認定，日本於一九三○至四○年代在亞洲大陸擴張利益線的做法，對於仰賴海洋的島國而言不僅風險過高，也是一項對國家資源分配的嚴重誤判。這種做法不僅不道德，就戰略而言也很愚蠢。對今天的日本而言，與其他海洋大國互通聲氣以強化全球商務標準、保護海上通道，是理所當然的走勢，安倍的傳承很可能因此持之久遠，其他主張聯中抗美的另類戰略也因此將乏人問津。美國、澳洲、與其他海洋民主國紛紛採取同樣做法、構築「印太」戰略的事實，會進一步強化這種架構的持續。所以說，早期海洋戰略的出現、瓦解、與戰後的逐步復甦，對安倍的日本外交政策轉型有重要的歷史助攻之效。
再談第三點。日本的海洋戰略架構一方面說明它何以能幫日本有效運用國力、投入海上通道與全球標準防禦，同時也為這項新戰略不斷出現的一些缺失提供了解釋。日本已經大體上放棄了塑造朝鮮半島地緣政治—而這正是山縣有朋提出的原始利益線的目標。我們將在下文中看到，僅根據歷史恩怨或國內政治，不能解釋日本對南韓政策何以出現自我挫敗式的轉向。從海權觀點來說，朝鮮半島顯然對日本大戰略至關重要。二○一七年的美國與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DPRK，北韓)危機讓日本提高警覺，但日本多年來一直沒有嘗試塑造朝鮮半島地緣政治—或許這是因為日本志在海權，將重心擺在海上所致。
歷史就這樣提供了關鍵時空背景，但這裡指的，不僅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那段歷史—政治學者喜歡用那段歷史與日本戰後的反戰綏靖主義作對比。隨著吉田主義為新的大戰略取代，與百年前相形之下，日本做出的選項好得太多。透過更加主動的海洋戰略架構，安倍想證明日本二十世紀早期的擴張是日本歷史上的反常，而不是常態。這套說詞不能為日本開脫一九三○與一九四○年代在亞洲各地犯下的罪行，但它經由地理角度，確實提供一個更長遠的歷史視野，幫我們了解日本決策人面對的一些揮之不去的誘因。基於這個理由，本書將就較廣的歷史背景，以日本在陷入軍國主義狂潮前所做選項為開端，逐一探討日本戰略的方方面面。
《安倍大戰略》一書架構
第一章檢驗日本追求國家安全與聲望的地緣環境與國家主張，從最早期與中國的交流紀錄談起，談到日本與西方的對抗，以及之後再次崛起，成為今天鼓吹西方價值最積極、有效的亞洲國家，特別強調日本早自十七世紀起就成為海洋國的事實。這是安倍的海洋戰略架構的基礎，安倍對美日同盟、「四方安全對話」與「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的做法都以它為藍本。
第二章檢驗日本與中國的關係—中國是對日本主權與安全的最大威脅，是導致安倍二○一二年東山再起的幕後推手，但中國也是推動日本經濟成長的經濟夥伴，因此也是安倍得以掌權的重要關鍵。
第三章討論日本面對中國挑戰提出的、最重要的因應之道—就是美日同盟。有人認為，日本之所以重新擁抱美日同盟，不過是為了對付中國崛起，或迫於來自華府的壓力，而不得不採取的避險措施，但更好的解讀是，這是日本的主動出擊，目的在塑造美國選項以對付中國。
第四章檢驗日本在今天東京與世人口中所謂「印太地區」塑造區域秩序的戰略。
第五章討論日本的區域塑造戰略的致命弱點—及日本與兩韓的關係。
第六章檢驗日本為謀求內在均勢—特別是為建立更中央集權的國家安全政府，為日本未來領導人提供國策工具與施政展望—而投注的努力。
在本書結論中，我們要觀察日本的選項對維護亞洲安定與繁榮的重要性，還要考慮美國國內領導層變化或突如其來的海外結構性轉變—例如美國削減開支或中國自由化—對日本戰略思考過程可能造成的影響。
安倍推動的日本大戰略轉型，是現代亞洲國際關係最重要的發展之一。在中國逐漸於二十一世紀崛起的情況下，了解這項轉型的來龍去脈，能幫我們對競爭變局做出更佳評估。
＊作者麥可・葛林（Michael J. Green），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政策研究院博士，美國喬治城大學艾德蒙．沃爾什（Edmund A. Walsh）外交學院亞洲研究主任、當代日本政治與外交政策研究計畫主持人；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非常駐研究員；美國戰略暨國際中心（CSIS）亞洲事務資深副會長暨日本講座主任。曾於美國國防部擔任亞太事務顧問（1997-2000）以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亞洲事務主任及高級主任（2001-2005年）。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安倍晉三大戰略》（安倍晉三的海洋民主國大聯盟，如何防堵中國崛起、鞏固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特別收錄「台灣如何回應」∕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