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家一般都相信歷史研究一定可以求得所謂的「真實」。每一個歷史家都希望他們可以寫出一本「定論」。但是定論何其困難！十八、十九世紀以前的歐洲，差不多所有的歷史學家都相信有歷史的真實。但是到了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這個情形開始改變。漸漸有人認為歷史的真實是人類所無法參透的，或者說，這個真相必須等到人類不再有歷史的那一刻才會完全顯露出來。後者是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的說法，簡單說，那就是人類完全實現了自我的理想，和上帝（至高的真理）合一，那才可以說完全把握了真理或實體，那時歷史就不再有變化，等於是結束了。簡單說，人類完全成熟，能隨心所欲地、能自然地選擇道德生活，那麼他才能說掌握到了真實或真理。如果人類都自由地或自動地選擇道德的生活，瞭解什麼是真理，那人類的歷史不就等於完美，不再有改變了？
真實（實體）是存在的，問題是人類未必有能力把它描繪出來。這就牽扯到兩個問題：一個是人類的語言能不能夠充分地把真實或真理表達出來。聖人之言，歷久而常新，所以班固（32-92）說漢人解經，往往「一經說至百餘萬言」。這話或許誇張，但是絕對反映人類探求知識的困難。歷史學受經典注釋的語言學的影響，於是以為要瞭解真理，就要先瞭解人類如何用語言來表達客觀的事物。當年設立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正是因為當時的學者相信應該用語言的研究來從事歷史的解釋和評價。現在語言學已經走進旁門左道，而歷史學家也對它們失望，已經彼此互不往來。
另外一個難題是人類是不是本來就沒有足夠的能力來參透所謂的「實體」。這個問題大概是二十世紀歷史哲學最中心的課題。總地來說，很多學者認為歷史的真實往往受歷史家自己的關心所影響，而呈現不同的樣貌。一個關心經濟的人，他看到的羅馬帝國的衰亡就和經濟因素息息相關，而一個關心權力運作的史家就會著重政治史。如果如此，那麼一個完全客觀的真實歷史豈非不是不可得？
後者一般稱之為歷史認識論問題。簡單地說，就是每一個歷史家都有他自己關心，或者說他們的偏見，因此沒有一個史家能完全地客觀看到全面的真相。許多人都批評歷史學家不外是瞎子摸象，這話雖然刻薄，的確也是二十世紀大部分史家的慨嘆！
有些思想家把這種令人慨嘆的事實合理化，說人類生活本來就是如此，根本沒有真理，也沒有可以發現的歷史真實。後者至少承認有一個我們目前沒有辦法參透或發現的客觀真實；至於前者，那是完全否認有客觀的真理。這兩者都等於是否認歷史學者的工作與努力。學歷史的當然無法接受它們。但是持這兩種說法的思想家為數不少，在一九七○年代以後，蔚然成風。他們可以總稱為後現代主義的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