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發會於3月30日公布了2050年的淨零路徑及策略，為淨零踏出關鍵一步。不過詳究內容，有諸點尚待深議。
碳定價如何成功減碳
首先，關於碳定價。目前唯一措施為碳費。但設立碳費，不必然抑制碳排量。目前尚無明確之碳費費率規劃。若長期而言費率仍收取過低，即便廠商完全轉嫁，對於終端商品價格影響可能有限。此時廠商即便維持排碳量，仍可透過轉嫁維持利潤，故無誘因減碳。
相對的，若碳費費率高到創造減碳誘因（如1噸二氧化碳100美元），不論廠商轉嫁、減產，或是引入新生產模式，都可能明顯推升商品價格。所得越低者，其商品消費占其所得比重越高，因此，碳費、碳稅具有所得越低、受創越重的「累退」效果。為去除該「累退性」，國外廣泛討論將碳費、碳稅收入轉為「碳紅利」發還個人或家戶，以此確保公正轉型，並降低民間反彈。可見，高費、高稅率及重分配，為碳費、碳稅是否能成功減碳的2大關鍵。
然而，國發會路徑中界定「碳費用途將專款專用於溫室氣體減量、發展低碳、負排放技術，促進低碳經濟發展。」意謂碳費不可能有類似「碳紅利」機制。可能的結果有二：一是費率低、無減碳效果、民間反彈低；二是費率高、有減碳效果，但民間高度反彈。民間反彈要不迫使費率回降，要不政策強行，一般民眾付出高昂代價。
在此狀況下，若要確保減碳與公正轉型，政府實應考慮是否由財政部課徵碳稅，因稅收無支出範圍限制；或應放寬碳費專款專用之限制，並規劃返還民眾機制。以目前規劃來看，令人擔憂碳費是否僅為針對他國課徵「碳邊境稅」的因應措施，而非著實要透過碳定價抑制碳排。
電價如何成功節能
第二，關於電價。國發會路徑中亦無明確設定電價對減碳的引導角色。目前再生能源發電可自由交易形成市場價格，但公用售電價格仍由政府管控。部分出口廠商受下游客戶要求，以再生能源電力生產，此推升再生能源需求與價格，並促使廠商用電效率提高。
然而，無下游客戶壓力、依賴公用售電之廠商，則可能因公用電價過低，而無節電誘因，甚至在價格被政府壓抑下形成供需缺口，導致燃煤、燃氣，甚至核電更難退場。
要避免這樣的狀況，政府需考慮公用售電是否應同步部分市場化，如要求用電大戶競價取得用電，讓價格自然上漲，反映因核電、燃煤、燃氣逐漸退場的供給緊縮，以及隨經濟發展所產生的需求增長。電價走高後，方能促使廠商用電效率改善，並推進產業轉型。
第三，路徑中隱含的污染者補貼問題。在缺乏明確的碳定價、電價等價格機制下，國發會路徑相當側重於對於產業的輔導與補助。排碳與用電大戶必然是輔導對象，而輔導、補助又須資金流入，故存在政府資源更加流入污染者的可能。
類似狀況並非無前例可循。過往為輔導促進產業升級、產業創新，政府以諸多租稅優惠作為補貼，但卻形成廠商的補貼依賴，對於產業升級的幫助反倒有限。而在碳費即將施行之際，廠商也多訴求碳費基金應回歸廠商作為減碳補貼。若一再重蹈過去對於應受管制者反獲得資源的覆轍，淨零所創造之成本效益很難樂觀，且有違分配公平之虞。
再生能源如何成功開發
第四，再生能源開發問題。國發會路徑明定2050年的再生能源占比，但眾所皆知，台灣地狹人稠勢必使再生能源開發受到挑戰。相較於過去零散的劃地開發，全盤的國土規劃勢必有其需要。然而，若以開發目標為前提，再進行國土規劃、「減少再生能源設置空間限制」，那很可能形成以舉國之力，拿著淨零轉型的環保大旗，對於偏鄉弱勢居民與環境的土地侵奪。之後僅只能再以環保v.s.環保、環保v.s.人權來自我正當化，壓制反彈聲浪。
但事實上，就如國發會所揭示，電力供需緊張除核電、燃煤的供給緊縮外，最大的壓力還是年增長2%上下的用電需求，這將使整體用電從目前的2.7千億度成長到2050年的4.3-5.7千億度之間。這其中包括廠商的生產擴增與製程電力化。換言之，追根究柢仍是發展與環保、發展與人權之爭。
若「所幸」民間反抗被壓制，規劃之再生能源量或可開出；但一旦反對聲浪極高，再生能源供應勢必下修。亦即，先定再生能源目標再作國土規劃、民間溝通，只可能形成開發風險與淨零的不確定性，同時導致地方權益受損。要避免如此狀況發生，或應扭轉順序，先以民主程序確保在地權益被納入國土規劃，接著再評估短中長期的可能開發量。
路徑指向終點
淨零所帶來的挑戰是，能源供給將政策性地大幅緊縮，但電力需求卻看似仍無限制地增長。國發會路徑值得讚許的是，其更展現了政府對於2050年淨零的決心，並讓改革想像聚焦。
但若真的要讓淨零，以及其所包含的產業轉型、公正轉型價值能夠成功落實，需要更切實地檢視我們自身的能源供給限制，以及透過價格機制有效地引導排碳、用電大戶提升效率甚至退場，並以國家財政支撐民眾（不限於中低收入戶），讓民間不因淨零而受負面衝擊。
相對的，若是仍以產業電力需求為優先，廠商不須負擔高成本，但卻可擁有國家資源補貼；而民眾只可能受價格轉嫁，而無政府資源補助，同時政府再強行極大化開發再生能源，以實現未考量在地居民與環境的開發計畫，這樣的路徑很可能與成功越離越遠。
＊作者為共力研究研究員、台大經濟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