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的最根本問題安在？國家權力最大化的一黨專政，豈容香港這另一制的人民權利去分薄它的國家權力呢？
失敗者回憶錄111：一國兩制的根本問題
2020年香港一位在大學任教實用神學的助理教授，說他多年來任教的一科是「香港社會」，而「九七回歸」是不可或缺的課題，並以1996年我的著作《香港一九九七》作為這課題的閱讀材料之一。他說，「多年來，絕大部分閱讀這書的同學皆表達一個類似的反應：太準確……有如預言一般的準確！」他在這一年國安法實施前寫了一篇長文，對我書中的一些段落，比對這些年的現實，說我二十多年前的憂慮，「今天已大量應驗」。我對他表示，我不是未卜先知，當年的預見，只是「基於對絕對權力的基本認知，而香港多數人都有 wishful thinking」。
香港前景研究社在1985年解散，當時主席勞思光與我們幾個成員，咸認為主權轉移大局已定，香港已經沒有可以研究的前景可言了。一國兩制有可能成功嗎？我們談到國家的構成是土地、人民、主權三元素。在一片土地上的人民為甚麼要建立一個主權國家？為甚麼要推倒原來的國家建一個新國家？不是要換一個名稱，而是為了要建立新的制度。孫中山要實現共和，中共講「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都不是不要「中國」而是要建立中國的另一制度。國家因制度而立，制度在國家之上，若國家在制度之上，那就是專權體制的非法治國家。
美國獨立運動，要追求的是三權分立的共和制度。美國憲法第一句是：「We,the people」，以昭示主權在民。每一個總統在演講中講到「愛國」，都不會忘記提到美國人最珍視的憲法所賦予的制度。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1985年中國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任命了23名香港委員，其中有一位是有「愛國」家庭背景的的廖瑤珠律師，她對起草基本法很熱心，草委會還沒有開會，她就每星期自己掏錢約一批知識界人士午餐，一起討論基本法的原則，我也在被邀之列。她提出過一個憲政問題，就是中國憲法第5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廖瑤珠說，這反映了中國以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為上，而香港人長期受西方政治文化影響，普遍重視個人權利，我們的習慣想法是：國家、社會、集體在行使權力時必須避免損害個人的自由和權利，而且有些基本個人權利——天賦人權，根本就從來沒有由人民交出來，付託給國家、社會或集體處理。
這段分析，觸到了中國憲法與香港在英治下實行的制度最根本的分歧。中國憲法規定的，是國家權力最大化，而西方以及英治時實行的，是人民權利最大化。
有一部電影《驚殺大陰謀》（The Conspirator），講的是1865年林肯總統遇刺身亡後審判兇嫌和同謀者的真實故事，其時南北戰爭剛結束，社會主流聲音認為應從重從快對所有兇嫌和同謀者進行軍事審判並即處死刑，拖延或放過任何可能的同謀者都會引發南方的暴力，國家再次面臨動盪與分裂的危機。當時一位年輕律師艾肯（Aiken）挺身為一個被指為同謀者的寡婦辯護，不是因為他相信她真的無罪，而是他執着於被告有辯護的權利，法庭要駁倒他提出來的所有疑點，才能判被告有罪。艾肯的堅執使他被主流社會杯葛、戀人無法諒解並離他而去，有人對艾肯說，如果同謀者不迅速判死，就無法遏制南方的暴力，國家都無法存在了，你還講甚麼法律。艾肯的回答是，如果沒有了憲法保障的人民權利，要這個國家做甚麼。
《七十年代》在中國剛透露一國兩制構想的1982年底，就舉辦「五學者座談會」討論一國兩制，五學者是勞思光、翁松燃、劉述先、宋恩榮和謝劍。到1984年10月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後又舉行第二次的「五學者座談會」。兩次都從哲理、政治、經濟和制度上探討一國兩制的可行性及對香港可能的後果。而最具學術性兼可讀性的，是1985年12月發表翁松燃所寫的《「一國兩制」芻論——概念、性質、內容、困難和前景》，此文是1985年8月在廈門舉行的「台灣之將來」討論會上發表的論文，長達兩萬多字。那時中國在胡趙主政下還較有自由空間，據稱此文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報上轉登過「上篇」，但沒有登「下篇」，極有可能是對一國兩制的質疑太具說服力，因而被迎合一國兩制發明者鄧小平的高層叫停。
「五學者座談會」及翁松燃長文，無論從學理上還是從現實政治上的發揮，都全面和豐盛，我從中獲益匪淺，也鞏固和指引了我日後對香港問題的論述方向。《香港1997》的「預言」建基於此。
一國兩制的最根本問題安在？國家權力最大化的一黨專政，豈容香港這另一制的人民權利去分薄它的國家權力呢？提出一國兩制只不過是香港還沒有到手，而中國那時還需要香港這個對外窗口，是一黨專政的政權不得已的權宜之計，一旦到手跟著覺得一國已經夠強時，自然就「一闊臉就變」啦！
失敗者回憶錄112：港人治港只是誘餌
原來「港人治港」不是什麼新發明，100年前就有人提出過類似的口號，而且還受到中共的老祖宗毛澤東年輕時的「根本反對」。當然，那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成立，而毛也不是掌權者。
鄧小平關於「一國兩制」的構想最先是針對與台灣統一而提出來的，九七問題浮現後就拿來用於1997年後的香港。「一國兩制」的具體實施就是「港人治港」。
中共透露這個構想不久，我在1983年底到日本，與剛剛完成在亞細亞研究所任短暫客座的麗儀會合，同遊京都。京都大學教授竹內實設晚宴，並送了我一本剛剛出版的 《毛澤東集補卷》的第一卷。
與竹內實相識在1980年，那年他應《周刊朝日》之約，來香港與我座談中國局勢。竹內實1923年在中國出生，生活了19年才回日本。他在日本被譽為「毛澤東學」的權威和「現代中國研究的第一人」。他說，京都大學圖書館收集中國自晚清以來的報紙雜誌最齊全，於是由他主持，搜尋了毛澤東自少年起的所有文章，編成《毛澤東集》共十卷，又仔細比對其中收進中國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的文本，註明中國《毛選》作了怎樣的刪改。其細緻和完整的工作實在讓人佩服。
那晚他說，後來又繼續發現更多毛的文章，於是出版「補卷」，預計五本。不過最終出版了九本加「別卷」，即「補卷」也是十本。真是工程浩大。
我當晚回酒店翻看新出的「補卷」第一卷，赫然發現一件與當時熱議的話題相關的事，就是毛澤東在1920年九、十月間，在長沙《大公報》寫了12篇文章，推動他與志同道合人士的「湖南自治運動」。當時在軍閥混戰中，原籍湖南的譚延闓把燒殺搶掠、兵匪不分的張敬堯驅逐，當上省長和督軍，就打著「湘人治湘」的旗號，想贏得湖南人支持。毛澤東連續發表的文章，認為「湘人治湘」的提法，「根本要反對」；因為「仍然是官治，不是民治」。他主張的是「湘人自治」，是鄉長、縣長、省長全部民選產生的自治實體，而不是徒具外形的「由本省少數特殊人來治」。他又反對大一統的中國，認為要「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小中國」，各省實行民選的全自治，努力「造邦」，然後才考慮結成聯邦。
原來「港人治港」不是什麼新發明，100年前就有人提出過類似的口號，而且還受到中共的老祖宗毛澤東年輕時的「根本反對」。當然，那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成立，而毛也不是掌權者。
前面我談謝雪紅的篇章，提到2010年出版的前中共統戰部副局長胡治安寫的書《統戰秘辛》，記錄了中共黨員謝雪紅1947年在台灣領導二二八起義失敗後，逃到香港，是中共「香港工作組」負責人。1948年她在香港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提出解放臺灣，實行台人治台、高度自治的口號，這組織和口號是中共高層指示下的設計。 1949年謝雪紅到北京參政，在開國典禮主席團中位列高層。後來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到批鬥，主要罪名就是指她提出台人治台、高度自治的主張是「台獨觀點」。
中共高層授意謝雪紅提出的口號，到批鬥謝時就翻臉不認賬，反而批鬥是謝自己提出的台獨口號。
到八十年代，既然說一國兩制是首先針對台灣的構想，那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應該也適用於對台政策吧。但1983年鄧小平在接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儘管說如果「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對台灣可以更寬大，台灣可以有自己的軍隊，中國不會在台灣駐軍，而且對香港是五十年不變，對台灣是一百年不變。那麼是否也沿用香港一國兩制的模式實行「台人治台」呢？鄧小平卻說他反對這一詞語，因為有「台灣獨立」的含意。
1985年1月北京出版以台灣人為對象的《台聲》雜誌，刊出一篇《「一國兩制」、「台人治台？」》的文章，出版數日後即收回，再印時這篇文章就消失了。不過有人將刪去之文提供給《七十年代》，我們在五月號刊登。這篇文章肯定「台人治台」，並說「台人治台」比「港人治港」更寬厚。為什麼收回？當然是「台人治台」的口號不正確啦！
但為什麼「港人治港」就沒有「香港獨立」的含意呢？因為那時候香港還沒有什麼人提出「獨立」，而台灣獨立的主張就已經存在許多年了。
從「湘人治湘」要「根本反對」，到以「台人治台.」先拿來向台灣人統戰、繼而又指這是「台獨」口號對謝雪紅批鬥，再到以「港人治港」來爭取英國和香港人的認同，再後來又以「台獨」為由反對用「台人治台」這詞語，這樣變來變去，顯示「一國兩制」並沒有固定的原則和理念，而只是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實際上是「因權制宜」的誘餌。如果仍然相信「港人治港」，就不止太天真而且太糊塗了。（原文發佈於2022年2月23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