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68年，親身經歷了那場戰禍。我家有6個兄弟姊妹，當時7歲的我，對那場戰禍直到今日，仍然恍如隔日般記憶猶新。我的母親在那時候殉教，村子遭到7天8夜的砲擊；數不盡的燃燒彈和汽油彈，一直射進村莊當中。
遭到砲擊的村民，全都躲進建物中避難，可是建物也瞬間就燃燒起來，變成一整面的火海。我的母親為了守護姊姊和妹妹，在床上被砲彈擊中；繼母親之後，姊姊也跟著殉教，父親則失去了雙眼。我也親眼目擊到好幾個孩子，在我眼前被汽油彈擊中，整個人被大火包圍著殉教。
沙希德紀念碑上銘刻的900人，只是名字可以確認的部分罷了。在那個時代，不管那個家庭，最少都有4、5個孩子；經過1周以上的持續屠殺後，有很多家庭都是全體殉教。當紀念碑刻上名字的時候，殘存的我們都只記得大人的名字，卻不知道被殺害孩子的姓名。所以沙希德紀念碑上，其實只記載了大概半數犧牲者的名字。
王小姐靜靜地說著。她用穆斯林的表現方式，將「犧牲」說成「殉教」。我問她，為什麼沙甸村的穆斯林會被中國共產黨選為屠殺對象呢？她的回答是：原因有2個，一個是宗教鎮壓，另一個是貧困化。
1949年前的沙甸村相當豐饒，信仰也很自由，堪稱是幸福的世外桃源。但社會主義制度來了以後，馬上徹底否定了宗教。他們說宗教是鴉片，下令不准信仰宗教；不滿18歲的人不准去清真寺，大人也被強逼著放棄信仰。不只如此，他們還強迫村民養豬，也就是採取刻意逼穆斯林做伊斯蘭忌諱的事，從而否定宗教信仰的政策。我們打從一出生就是穆斯林，從小開始與其說是前往清真寺禮拜，不如說是在清真寺薰陶下長大；因此政府的禁令，實在讓人相當受不了。
接踵而來的還有貧困。那是個食物嚴重不足的時代。連續好幾年災荒，僅存的些許收穫也被國家強制徵收，農民手邊連一點糧食也沒有。農民只好私下進行物物交換，在避人耳目的地方，悄悄耕作能換錢的作物。這件事被政府察知之後，認為是資本主義的死灰復燃，於是朝村裡派遣工作隊，將村民置於監視下。
工作隊進駐清真寺，直接就睡在裡面。他們不只吃豬肉，還刻意將骨頭丟進村中的井裡。村民雖然逼不得已必須養豬，但從不吃豬肉，如今生活用的水井被丟進豬骨頭，已經讓人無法再忍耐下去了。村民前往昆明市向省政府陳情，結果卻反而被政府認定村民在計畫反革命暴動；於是政府下達了出動解放軍的命令，要在「24小時內收拾反革命暴動」。大屠殺就這樣開始了。
即使是在壓抑的時代，人們還是默默地、堅強地守著信仰。在屠殺中倖免於難的村民被帶到蒙自市；年輕人被送進政治學習班，接受洗腦教育；家人被殺害後，還得接受政府做出、犧牲者都是「反革命分子」的結論。我也進了醫院，接受砲擊受傷的治療。
即使洗腦持續進行，屠殺的記憶也不會消失。就算是站在外面的十來歲青少年，也都知道那場大屠殺；沒有一個家庭，沒有出現被害者。這是民族的集體記憶。
王小姐看著窗外訴說。在清真寺附近，聚集了許多的少年少女。風景，昨日依舊。
＊作者為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蒙古名「俄尼斯．朝格圖」，蒙譯日文名「大野旭」。現為日本靜岡大學教授。自1993年到2019年，每年都到內蒙古進行研究。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蒙古與伊斯蘭中國：一段貼近民族心靈的旅程》（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