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經濟、貨幣和金融體系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已發展經濟體，其政府負債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成長。若再不加以控制，一旦發生主權違約，其後果將較發展中國家更不堪設想。
在過去幾十年中，主權違約（Sovereign Default）事件主要發生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例如1980年代的中南美洲債務危機，或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的一連串新興市場危機。但這些事件由於對全球經濟造成動盪的程度及期間有限，發生的經濟體較小且常被視為邊陲，以致船過水無痕，並未引起學術界以及全球金融監理機構應有的注意。2010年代上半，伴隨2008年美國次級房貸危機，產生歐元區非核心的國家一連串公共債務危機，則是一個警訊，顯示已開發國家對主權違約並無免疫能力。截至目前，在世界經濟、貨幣和金融體系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已發展經濟體，政府負債正經歷前所未有的成長。若再不加以控制，一旦發生主權違約，其後果將較發展中國家更不堪設想。
以中央政府債務占國民生產毛額（GDP）百分比來衡量政府財務槓桿，〔表1〕顯示，全球政府債臺高築乃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估計，2007年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2010至2015年歐洲金融危機，乃至2020及2021年COVID-19危機所衍生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無論是已開發國家或者是開發中國家，政府債務槓桿飆升，僅歐元區和歐盟2010年代後期較之前其債務略微減少。一般而言，已開發國家由於立國時間較久，舉債較為容易，債務槓桿較高。
各國債臺高築 台灣逆勢下降
〔表2〕顯現大多數國家在2010年代後半期兩次危機之間的空檔，並沒有適切的韜光養晦，修復財政平衡，為應對可能的下一輪衰退創造足夠的舉債空間。與全球和歐洲金融危機期間的高峰相比，到2019年，只有德國、冰島、愛爾蘭、馬爾他、挪威、瑞典、瑞士和荷蘭改善了債務比率，少數國家（例如德國和馬爾他）尚低於金融危機前的水準。歐洲以外的國家，僅以色列和台灣的表現相對較佳。
自2020年起，各國政府為挽救受疫情拖累的經濟，因應稅收大幅衰減，普遍以舉債來支應挽救經濟的大幅開銷，造成各國政府財政重大的挑戰。毫無意外地，大部分的國家2020年底舉債幅度均較2019年同期為高，扣除極端值國家像委內瑞拉（政府負債年上升117％），全球政府債務平均年度增幅約為該國國民生產毛額的12％，其幅度超越2008年至2009年金融海嘯所上升的平均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