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守自訂的『運動倫理』守則，前面幾天，我緊張地蒐羅來自台灣的訊息，判斷狀況．等到『中正廟』前聚集了上萬人，甚至有教官帶隊的學生到場參與，我寫了第一篇文章，標題是『這樣的學生運動』．這篇文章交給了當時最熱情支持學運的『自立早報』，因為我的批評批判是要講給學運裡的人聽的，不是要從外面打擊、否定學運。
「我的立場，簡單說，堅持學運的根本價值在其『基進性』．那一年，真湊巧，一方面我正隨John Rawls教授讀民主理論，另一方面，清大教授傅大為剛好到哈佛來訪問．他們兩人對我形成這個立場，從不同方向有了很大的影響。
「『基進』二字，就是傅大為對radical的特殊翻譯。平常在中文裡，我們一般將radical譯作『激進』，但傅大為從字義與觀念上更精確地解釋了這個字，radical不必然激烈，真正重點在於『徹底』，一路追究到底。
「學生運動必須『基進』，否則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學生擁有的，是自由不受特定利益與政黨牽扯的身分，以及對於知識真理追求的責任，其他人顧慮工作、牽絆私利、擔心生活，不得不做各種妥協，無法徹底堅持是非．因而如果學生不能將問題問得更徹底，不能提供別人提供不了的深刻答案，那為什麼要有學生運動？如果學生要求的，不過就是社會上已有的要求，學生提出的答案，缺乏思想的深度，又憑甚麼企求別人滿足他們的要求？
「我用這個標準，批判九０年『野百合學運』，批判我自己親密的思想戰友．二十多年後，我仍然遵照自我堅持的『運動倫理』守則看待學生運動，仍然用同樣的標準，衡量批判比我整整小了一代的運動者。」
這樣的文字，表面維持了理性邏輯的推展，然而一個字一個字在鍵盤上敲下來的過程中，我明白感受到身體內在沒有停歇過的微顫．而且是奇妙的雙重時光堆疊產生的雙重顫抖，面對現實青春熱情時的顫抖，和回顧回憶自己青春時代的困惑與堅決時的顫抖，彼此相加，卻又彼此拮抗。
寫完這段文字，我另外用筆在紙上潦草地寫了幾個大字：青春、熱情、困惑、反叛、決心、孤獨．然後起身，下意識地從書架上拿下了一本自己過去出版的書。
（一本書走過十八年，青春，在文字中留駐。）
現在這本書定案的書名是『誰說青春留不住』，因為裡面留住的，是我自己在青春剛逝，三十歲出頭時，所想所觀察所主張所批判的．那一年，從一九九六年五月到一九九七年五月，我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寫了一整年每周一篇的專欄。
與此同時，我先是在台中靜宜大學兼任，教兩班「台灣文學史」課程，在體制外的「台灣文化學院」教「戰後台灣政治經濟」，後來又在政治大學開了一門「台灣現代詩的抒情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