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原來要叫做『給青年的回信』，因為裡面所收的五十篇文章，幾乎每篇都是針對一封我所收的信、我聽到的疑惑或批評意見而寫的。
那是一個充滿問題，而且積極追尋答案的年代；還有，那是一個大家還認真寫信，甚至認真期待回信的年代．那些信，大部分都是透過報社或出版社轉到我手中，或薄或厚，信紙或古板或講究，字體或大或小或粗獷或娟秀，然而字裡行間有一份共通的味道，今天回頭看，清楚屬於那個時代的味道。
拆開信，讀完第一段，我總是無可避免地想起楊牧的詩句：
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寫在一封縝密工整的信上，．．．
．．．他顯然歷經
苦思不得答案，關於這麼重要的
一個問題．．．．
是的，不管用甚麼樣的語氣表現，信中毫無疑問地發散著思考的力量，其成就與限制。他們以思考來關心自己的人生、周遭的環境，但走到思考的盡頭，他們赫然發現等著他們的，不是原本想像的安心答案，而是更多的問題。
關於那個時代，我寫過這樣一段描述：
「在那個時代，整個社會煥發著找尋答案與提供解決的熱情．為了尋找答案，所以在很封閉很艱難的環境裡，依然飢渴地吸納別人──時間或空間上的別人──曾經製造、整理出的答案．．．．
「那是尋求的時代．追尋自我、追尋真理、追尋正義、追尋霎那的美與永恆的愛、追尋所有值得與不值得追尋的夢與理想．那份一直在路上的感覺，不安、惶惑、遲疑、猶豫、困頓、矛盾，但就是沒有停下來，不會想要停下來的舊時光、老年代。」
出於這種尋求的熱情，他們從各個不同的角落，給不同的人寫信，問各種不同的問題，想像著，也許名字被書寫在收信人欄上的這個人──這個別人──可以提供甚麼有效有說服力的答案。
所以他們會寫信給我，一個其實自己也陷入在追尋過程中，但因為性情、因為習慣、因為所受的學術訓練影響，經常對外表達出過於強烈、堅定、雄辯意見的人。那幾年，我收到了上百封這類的信吧，另外在各種聊天、演講、座談的場合，聽過更多這類問題與討論，我沒有理由不回信，儘管我不見得有把握有資格回答回應那些問題，但身在那樣的時代氛圍，我讓自己成為龐大追尋浪潮中的一片對話應答浪花。
收在這本書裡的，就是一部份的回信。思考必然不夠周延，語氣不見得能隨時保持冷靜，但真切參與對話、提供應答的態度，卻絕對是真誠的．
（風傳媒余志偉上傳）
這本書，一度要叫做『青春：熱情之必要、困惑之必要、反叛之必要』。那是因為２０１４年台灣社會的騷動，尤其是春天時爆發的「太陽花學運」，看到那樣的青春反叛力量，才讓我回頭找出了自己過去寫的這批文章。
「太陽花學運」最熱鬧，得到社會鋪天蓋地支持的當口，我在臉書上寫了一段這樣的文字：
「那是一個想像比現實重要的時代，我成長的時代．在台大，在那小小的朋友圈裡，我們最大的競爭，是看誰能花最少的時間，學習一種新的外國文字．我們最大的虛榮，是找到一本困難的理論書，努力向朋友證明我讀懂了，有能力可以對他們解釋書到底在講甚麼。
「一個又一個暗夜，男生宿舍大門外的麵攤，逞強地喝著難喝得要命的米酒加保利達Ｐ，趁著酒意，放肆自己的想像，不是任何未來自己事業生活的想像，而是對於一個更美好的台灣未來的想像。
「我清楚記得那一夜，離當兵退伍大約只剩一個月，我帶著在步校被政戰部整了許久竟又沒整倒的疲憊與興奮，回到台大，找尋幾位留著唸研究所的老友．我們回到長興街上，回到那個神奇地沒有任何特色，也就不會有任何改變的麵攤上，聊了通宵．那一夜，我說出了我可笑的心願：『拜託上天，讓我活著看到國民黨交出政權！』我的老友，他們都沒有笑，因為那時候，我們誰也不知道那有甚麼好笑的，只覺得沉重、激憤。
「沉重激憤中，我們開始認真討論『運動』，那當然不是sports，是movement，憑藉著各自的閱讀經驗，勾畫出一套我們想像中，從法國大革命到六八年巴黎學運累積下來的『運動智慧』與『運動倫理』。
「那已經是快三十年前的事了，但我從來沒有忘卻過到了天將亮，麵攤要收拾了，我們所得到的答案．『運動倫理』守則的第一條：不可以『詛咒給別人死』，當自己不在運動第一線，不需承擔鎮壓風險時，絕對不可以鼓譟叫好加溫，我們討論了北大校長蔡元培當年感慨評述『五四運動』時引用的話：『殺吾馬者道旁兒』，是的，馬兒會被路邊小孩叫好鼓勵刺激跑到死，運動最怕的，也就是被旁觀者鼓掌升高到無法掌握、無法收拾。
「『運動倫理』守則的第二條：運動是一種權力形式，也就必然遵從可怕的權力法則：『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絕對使人腐化』，所以要有能夠制衡、監督運動，讓運動不要變得自大高傲的力量，但要小心，制衡運動的聲音，一不小心就會和體制打擊運動的力量結合在一起，成了體制的幫兇，這中間有著最難拿捏的分寸。
「從坐了一夜的小板凳上腰酸背痛地起身時，帶著一點年輕時難免會有的自我悲壯情緒，我們半開玩笑地分配任務，有人點火，有人組織，有人前衝，有人專門準備送牢飯，而我分到的，就是『監督運動，讓運動不要墮落！』
「三年之後，我人在美國，台灣爆發了『野百合學運』，當夜一起長談的朋友中，有好幾個人真的跳進了運動裡．隔著太平洋，我別無選擇，只能擔負起『監督運動，不讓運動墮落』的角色。
「信守自訂的『運動倫理』守則，前面幾天，我緊張地蒐羅來自台灣的訊息，判斷狀況．等到『中正廟』前聚集了上萬人，甚至有教官帶隊的學生到場參與，我寫了第一篇文章，標題是『這樣的學生運動』．這篇文章交給了當時最熱情支持學運的『自立早報』，因為我的批評批判是要講給學運裡的人聽的，不是要從外面打擊、否定學運。
「我的立場，簡單說，堅持學運的根本價值在其『基進性』．那一年，真湊巧，一方面我正隨John Rawls教授讀民主理論，另一方面，清大教授傅大為剛好到哈佛來訪問．他們兩人對我形成這個立場，從不同方向有了很大的影響。
「『基進』二字，就是傅大為對radical的特殊翻譯。平常在中文裡，我們一般將radical譯作『激進』，但傅大為從字義與觀念上更精確地解釋了這個字，radical不必然激烈，真正重點在於『徹底』，一路追究到底。
「學生運動必須『基進』，否則就失去了其合法性，學生擁有的，是自由不受特定利益與政黨牽扯的身分，以及對於知識真理追求的責任，其他人顧慮工作、牽絆私利、擔心生活，不得不做各種妥協，無法徹底堅持是非．因而如果學生不能將問題問得更徹底，不能提供別人提供不了的深刻答案，那為什麼要有學生運動？如果學生要求的，不過就是社會上已有的要求，學生提出的答案，缺乏思想的深度，又憑甚麼企求別人滿足他們的要求？
「我用這個標準，批判九０年『野百合學運』，批判我自己親密的思想戰友．二十多年後，我仍然遵照自我堅持的『運動倫理』守則看待學生運動，仍然用同樣的標準，衡量批判比我整整小了一代的運動者。」
這樣的文字，表面維持了理性邏輯的推展，然而一個字一個字在鍵盤上敲下來的過程中，我明白感受到身體內在沒有停歇過的微顫．而且是奇妙的雙重時光堆疊產生的雙重顫抖，面對現實青春熱情時的顫抖，和回顧回憶自己青春時代的困惑與堅決時的顫抖，彼此相加，卻又彼此拮抗。
寫完這段文字，我另外用筆在紙上潦草地寫了幾個大字：青春、熱情、困惑、反叛、決心、孤獨．然後起身，下意識地從書架上拿下了一本自己過去出版的書。
（一本書走過十八年，青春，在文字中留駐。）
現在這本書定案的書名是『誰說青春留不住』，因為裡面留住的，是我自己在青春剛逝，三十歲出頭時，所想所觀察所主張所批判的．那一年，從一九九六年五月到一九九七年五月，我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上寫了一整年每周一篇的專欄。
與此同時，我先是在台中靜宜大學兼任，教兩班「台灣文學史」課程，在體制外的「台灣文化學院」教「戰後台灣政治經濟」，後來又在政治大學開了一門「台灣現代詩的抒情傳統」。
與此同時，我又一度接任了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在我任內經歷了「彭婉如事件」和一次激烈的縣市長選舉。
與此同時，我持續閱讀，持續寫作，當然也持續在台灣生活，感受一個快速變化社會帶來的種種衝擊。
這些，都以介於勳章與傷口之間的形式，存記在這批文章中．雖然那個時候，我自認已經走完了青春，十多年後回頭讀，其實裡面滿滿都還是帶著青春餘味的情緒、口氣，急著想將自己的體會傳遞給比我更年輕的人，用自信不保留的方式彰顯自己的立場，毫不退讓地面對論敵堅守陣地。
那是一種肯定與感傷、前瞻與懷想的奇特混和，只存在於青春後期、中年前期的生命輝煌中。
那樣的輝煌，當然早已黯淡褪退，然而慶幸地，因為我和文字之間的緊密關係，本該黯淡的竟能仍在紙頁上發光，本該褪退的竟依舊鮮亮於行間，於是我不得不同意出版社編輯提供的昂揚呼喊──「誰說青春留不住？」追尋過、思考過、辯論過、在希望與絕望之間真切擺盪過，更重要的，曾經坦率刻骨用心將這一切書寫為文字，那麼青春可以留駐，不留在自己臉上、身上，而留在其他年輕人被這些文字挑起的熱情中，那份願意面對困惑、發散叛逆的熱情。
這本書，曾於1997年以『Café Monday』的書名，由「聯合文學」出版發行過，十八年後，改交由「時報出版」重編重出。
＊作者為知名作家。本文為《誰說青春留不住》（時報出版）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