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危機爆發時，投資者往往可以指望聯準會出手救市。但如果駐紮在烏克蘭邊境的俄羅斯軍隊挑起一場歐洲大陸戰爭，聯準會可能不會像通常那樣對市場伸出援手。
當然聯準會對戰爭中的傷亡者無能為力，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他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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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投資者已經習慣了「聯準會看跌期權」（Fed put）模式，每當市場下跌或經濟下滑時，政策制定者都會大幅下調利率，自2008年以來，他們還採取了購買債券的方式。
這一次考慮到通膨原因，聯準會看起來不大可能提供支持了。俄羅斯如果入侵烏克蘭，除了帶來恐慌之外，對市場和西方經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世界石油和歐洲天然氣的價格上，上述價格肯定會飆升。聯準會已在奮力平抑遠高於其預期的通貨膨脹之際，將很難接受物價進一步走高。
聯準會將受到經濟和政治方面的雙重制約。
在經濟上，央行通常會忽略他們所謂的供應衝擊，而戰爭導致的油價上漲就是這種衝擊。這些都是一次性的，雖然油價的上漲可能是痛苦的，但提高利率並不能幫助開採出更多的石油，只能令經濟放緩，從而削弱對石油的需求。
問題是，聯準會剛剛嘗試無視一次性問題，其結果卻是災難性的。後疫情時期的普遍供應問題是造成通膨率如此之高的一大原因，而聯準會最初袖手旁觀，因為它認為這些問題是暫時性的。許多推高價格的問題依然是暫時性的，終將隨著疫情的消退而消失，比如微晶片的短缺、中國港口的擁堵和染病的工人等等。但這些問題已經持續了太長時間，這就令聯準會一直堅稱的價格會自行下降的論點站不住腳了。
聯準會面臨的風險可以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一次性的衝擊擾亂了工人和企業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推高了工資需求，而公司轉嫁額外的成本又推高了物價，這進而再度推高工資，然後是物價，如此循環往復。
確實，消費者的通膨預期比以前高得多，儘管很少有人預計目前的通膨率會持續很久。根據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數據，消費者對一年後通膨率的預期中值仍接近6%，比前月略有下降，上個月的數值是自該調查2013年開始以來的最高值。消費者預計長期來看通膨將回落，但是仍將遠遠高於聯準會2%的目標。
自上一次工資-物價呈螺旋式上升以來，工會受到打擊，使其更難發揮影響力，即便通膨預期進一步上升。但是，隨著通貨膨脹率飆升至1982年以來的最高值7.5%，工資正在以20多年來的最快速度上漲，但這一水平仍然落後於整體通貨膨脹率。
如果沒有強大的工會介入，工資-物價的螺旋式上漲可能無法持續。但未來前景如何我們不知道，聯準會也不知道。
與20世紀70年代相似的不僅僅是工資價格螺旋上升的風險。自1981年以來，聯準會在每次經濟衰退時都會降息，哪怕通膨率正在上升，就像2008年。1973年至1974年時，聯準會沒有這樣的靈活性，當時的情況與目前類似，在通膨壓力增加的情況下，聯準會保持了過於寬鬆的貨幣政策，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Nixon）為了贏得1972年大選施壓聯準會這麼做。所以當阿拉伯實施石油禁運時，聯準會仍在努力應對高通膨的問題。在燃油價格飛漲之前，美國的通膨率就已經飆升至7%以上。隨著滯漲加劇，在接下來的嚴重衰退中，利率被大幅上調。
來自俄羅斯的燃料供應受阻的影響遠不會像阿拉伯石油禁運那麼嚴重，而且與1974年不同，筆者認為今年不大可能出現經濟衰退。不過根本問題是一樣的，聯準會對通膨問題的應對遠遠落後於形勢。這使得聯準會改變政策方嚮應對衝擊的靈活性下降。
在政治上，聯準會的處境甚至更加困難。通膨擔憂困擾著兩黨和全國，與就業相比，對價格上漲的擔心嚴重得多，鑑於失業者與職位空缺的比例為1:1.7，這種情況並不奇怪。
在這種環境下，如果俄羅斯發動入侵，導致通膨被進一步推高，很難想像聯準會會向華爾街提供救濟。1998年俄羅斯政府違約時，聯準會能夠三次降息，以緩解一個大型對沖基金倒閉帶來的痛苦，因為當時利率很高，而通貨膨脹率低於2%。現在，在高通膨低利率的情況下，目前的關注焦點是升息。
更糟糕的是，與過去相比，聯準會提供幫助的能力降低，即便有心也無力。聯準會不能降息，因為利率已經極低。聯準會可以購買更多的債券，但作用不大。聯準會最有力的工具是降低對今年升息幅度的預期。目前芝商所（CME Group）期貨市場行情所反映的預期是升息1.75個百分點或更多。這可能有些幫助，但在情況變得糟糕時，不升息顯然不如降息那麼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