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初，民盟上上下下眾多右派，被逐一處理。萬不想左派們也跟腳一一做了長篇書面檢查。這其中既有從一開始就積極投入的吳晗、鄧初民，也有半路甩出撒手鐗的史良，還有交叉身分（中共黨員、民盟成員）的薩空了、周新民等人。可見在毛澤東眼裡，不僅章（伯鈞）羅（隆基）是右翼，整個民主黨派都是右翼。
後來，有人告訴我：在反右後期史良批判「章羅聯盟」的文章，皆出自胡愈之手。連那個「六六六」教授會議，也是胡愈之一手策劃鋪排的。只不過臨到開會，他藉故走掉。而且運動的收尾時刻，他把具體操辦這件事的幹部也戴上右派帽子，全家調離北京，發配到大西北。我聽了，先是震驚，後也不覺奇怪。在民盟中央，別看沈老（鈞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幟性人物，可中共黨員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當然，還有統戰部在後面指揮胡愈之。
再後來，我又聽說：大躍進時期，史良見一批黨外人士光榮加入了中共，也向周恩來提出了入黨的要求。但毛澤東不同意，周公稱她是一名黨外布爾什維克，不入黨，作用更大。
民盟上上下下都以為史良會接替沈衡老，成為民盟中央的主席。羅隆基用諷刺的口吻對父親說：
「我們的史大姐該當主席了，按座次也輪到了。再說中共也會讓她當的，反右全靠她打開了民盟的缺口。」
父親也這麼認為，說：「無反右之功，她的資歷也是足夠的。」
誰想得到，中共起用的是中共身分的楊明軒（註三）。別說章羅吃驚，恐怕連楊明軒自己也沒料到。
據說，自那以後史良的身體一直欠佳。民盟中央的政治學習，她常請假。楊明軒去世後，民盟就沒了主席，直到「文革」結束。粉碎「四人幫」後，民盟恢復了活動，一九七九年十月在民盟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史良才被選為民盟中央主席。時年七十九歲。
一九六五年，羅隆基因突發心臟病，半夜死在家中。他的許多日記和一箱子情書被有關單位收走。母親偷偷對我說：「你的羅伯伯收藏的情書可多呢，據說還有青絲髮。寫給他情書的人多是名流，其中有劉王立明、史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我幾次從四川溜回北京。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冬，我第一次返京，住在已被紅衛兵占據的家中，陪伴著體質虛弱且終日擔驚受怕的父母。一日，民盟中央的人通知父親去王府井東廠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接受革命群眾的大批判。會開了整整一個上午，焦急憂慮的母親，煮了稀飯等他回來。下午一點多，年邁的父親徒步而歸。
「我滿以為民盟是批鬥我，到了會場才知道，我是個陪鬥。原來今天批鬥的對象是史良。她血壓高，那些民盟機關幹部，偏要她把腰彎得低低的。開初的批判，不過是些口號和空話。後來，他們居然把搜去的史良寫給老羅的情書，拿出來當材料宣讀，並質問史良到底和這個大右派是什麼關係。史良直起腰回答：『我愛他。』在中國，一個女人能這樣做，是很不簡單了，也可以說是很了不起的。史良好像又回到了從前。」
「當初，他倆的戀愛失敗，史良曾經向老羅索討自己寫的書信。這個努生（羅隆基的字）就是不給，把風流餘韻繫於紙墨之間。現在它們都成了罪證和炮彈，投向這些從前愛過他、現在還活著的女人。」
「健生，」父親喚著母親的名字，又道：「今天這個會，最讓我心痛的是，民盟會墮落成這個樣子。一個批鬥會搞得如此下作。」
一九七八年，我從四川省第四監獄釋放回京。母親說，為了我的出獄，她找了許多關係，託了許多的人。現在要帶我去拜見、面謝他們。在這些人當中，有三個老大姐：史良、雷潔瓊、李文宜。我們母女先看李文宜，再看雷潔瓊，最後去的是東總布胡同二十三號。在路上母親告訴我，小陸已經去世。去世的情況非常意外：一九七六年周總理逝世，在外交部召開的追思會上，小陸談到總理對他的關懷時，激動萬分引發了心臟病而猝死的。
我們與史良的會面是在一樓客廳。幾十年未見，身著白衫青褲的她，略顯老態，但依舊是儀態雍容。光澤的肌膚、白皙的面龐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難相信她已年逾七十。
母親把我朝史良的面前一推，說：「喏，這就是剛從四川回來的小愚，沒有你的幫助和搭救，她恐怕至今還蹲在大牢呢。」我趕緊補充道：「數千人的監獄，我是平反釋放的第一人。這都得謝謝史阿姨了。」
「不要謝我，我沒有起關鍵性的作用，也不可能起這個作用，不過就是找找人，反映你的情況。我跟他們講，章伯鈞的女兒怎麼就一定是反革命？她在日記裡寫幾句對時政的看法，就算犯法？從法學觀點看，簡直不成道理。所以，我要替你講話。在這方面，史阿姨是有原則的。我史家有個遠房的姪子，前幾年犯了罪，判了刑。他的家人後來找到我，想讓我為他開脫。我把這個遠房姪子的情況一摸，發現他不但品質不好，而且是真的有罪。我對他的父母說，這個忙我是不能幫的。孩子從小游手好閒，現在勞動幾年，恐怕對他今後的一生都有好處呢。」
吃午茶的時候，母親關切地問：「小陸走後，你的生活還好吧？」
不料母親尋常問語，引出史良眼淚無數。一邊拿出白手帕擦拭，一邊抽噎著說：「小陸一走，我的生活再也沒有好過。他的房間，他的東西，都原封不動地保留在那裡。我每天都在懷念他，回憶從前的日子。」
她哭聲淒婉，而那樣子又很像個冷不防被搶走了心愛的洋娃娃、一個人坐在大房子裡傷心抹淚的小女孩。母親後悔自己不該提到小陸，說了許多勸慰的話，隨後告辭。史良從沙發上站起來說：「我就不遠送了。」
母親和我走出大門，便聽見有人在喊母親的名字：「健生！」回頭一看，原來是上到二樓寢室的史良靠在臨街的窗前，手裡左右搖動著那條擦拭過淚痕的白手帕。我倆走一段路，就回頭望一眼，那白色始終在陽光下晃動，閃耀。我一向認為人老了，簡單的衣食住行，都是無比的沉重與艱難，他們的內心自不會再有熾熱之情或刻骨之思。但我面前的史良，以憂傷表達出的至愛，令我感動不已。當我跨入老齡，生活之侶也撒手人寰的時候，史良的涕泣和那方白手帕的記憶，便愈發地生動起來，也深刻起來。是的，脆弱的生命隨時可以消失，一切都可能轉瞬即空，歸於破滅，唯有死者的靈魂和生者的情感是永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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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路上，母親告訴我：史良兄弟和姐妹有七個，六女一男，她排四。她與姊妹相處融洽，親密無間。對哥哥──這個史家的唯一男丁，就別提有多好了！百般照料，關懷備至，以至於有人說：史先生的一輩子是靠在史大姐身上過活的。
不管父親的右派帽子摘不摘，不問一九七五年的事平不平反，母親都決意要給自己的丈夫寫一點文字的東西，留給後人。在搞「章伯鈞生平」的同時，她還想搜集一些父親生前的照片。現在誰還保留著與章伯鈞的合影？數來算去，唯史良矣。一九八三年二月，趁著春節拜年的喜慶日子，母親帶著我又去東總布胡同。這時的她已身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要拜晤（包括拜年）均須提前聯繫，獲得同意。這次見面被安排在二樓的小會客室，樓梯的轉彎處是一株葉大如盆、油綠烏亮的龜背竹。上得樓去，便從一間敞開的房間牆壁上，看到懸掛著的小陸遺像。像很大，拍得也好，他一生的溫厚樸訥都印在那上面。我想，這間屋子就是史良珍藏愛情、持守亡靈的聖地了。
雖是冬日，穿著一件藍色對襟絲棉襖的史良，卻坐的是把籐椅，好像在我們未到以前，她已經坐在那裡很久、很久了。此時的她，完全是個老邁之人，稀疏的頭髮，白多黑少。露出的手臂和手背分布著星星點點的老年斑，目光似乎也有些遲緩、冷淡。見此情狀，母親盡快地說明來意，在重複兩遍之後，她聽明白了，對母親說：「這些事由我的祕書處理，他們會告訴你的。」
祕書的答覆是：「史副委員長的包括照片在內的所有資料都很珍貴，概不外借。很對不起，請李先生原諒。」
我們不便久留。聽說我們母女要走了。史良用微顫的手從棉襖的口袋裡，掏出一個小紙卷，遞到我的面前，說：
我接過來，展開一看，是五元的鈔票。剎那間，心頭泛起縷縷難以名狀的傷感：是傷感於母親要求的被拒？是傷感於史良的垂暮之態？還是傷感於她視為女童的我，已是中年婦人？──這一切，連我自己也無法辨識。
「清禽百囀似迎客，正在有情無思間。」歲月飛逝，留給我們的只有記憶，好在我們還有記憶。
一九八五年，史良病逝。患有心梗的母親執意要去八寶山參加追悼會。進得大廳，母親便痛哭失聲，站立在遺體前，幾乎跌倒在地，情緒難以自控。
民盟中央的一個在職部長低聲問身邊的人：「她是誰？」
在史良前半輩子的律師生涯中，援救過中共地下黨，其中最著名的是承辦施義（即鄧中夏）案。她是個女律師，自然也承辦婦女案件，但數量不多。史良承辦最多的、也是最拿手的，是遺產糾紛的訴訟。
史良逝後不久，我去民盟中央機關的宿舍，替母親探望她的幾個老友。閒談中，對其中的一位問及史良身後之事。他告訴我，史良無子女，她的幾個姪輩認為史良的首飾可能值些錢，便提出分割、繼承的要求。經過請示，決定由他代表組織拿著全部的首飾，領著這些親屬先去珠寶行鑑定其價值。鑑定出的結果是：所有的戒指、胸針、耳環、項鍊加在一起，也就值三千塊。聽到這個價碼，後輩一律表示放棄要求。當然，珠寶行的鑑定者，不知道這些漂亮的假首飾所有者，是一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家首任司法部部長、中國民主同盟主席、全國婦聯副主席──一個叫史良的女人。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民盟要角（創始人之一）章伯鈞之女。著有《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伶人往事》、《雲山幾盤江流幾灣》、《這樣事和誰細講》、《總是淒涼調》、女囚系列小說《劉氏女》、《楊氏女》、《鄒氏女》、《錢氏女》等書。本文選自作者作品《往事並不如煙》（新版／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