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答：「很好。」
是的，當下他感覺很好。當夜，他睡得也好。母親躺下後，打算再問問他與史良的具體談話內容，可那邊廂已是鼾聲大作。
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人民日報》又相繼發表了〈要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工人階級說話了〉等社論。接著，是密集如雨、鋒利如刀的批判會或以批判為內容的座談會。
六月十日，父親在民盟中央的座談會上表態說：「對我的批評，我暫不辯論。我的發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錯誤，也可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可能是對抗黨的領導、損害黨的領導權的大錯誤，也可能不是那麼嚴重的問題。如政治設計院的問題，討論文字改革和國務院開會程式等問題，也可能因為我是國家的一個負責人而不適於提出這些問題。也許我的話說得含糊，我決不辯護，不說言不由衷的話。總之，要用一番動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學習。」
六月十二日，父親在農工中央擴大座談會上說：「我認為在這幾次會議曾經談到政治設計院，國務院會議程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問題，此外提到國務院機構下各辦各委應當改變，權放在各部會，多發揮管理機構的作用……。對這些問題我是有意見的，不是憑靈感和一時的高興，但語焉不詳。可能犯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違背黨的領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
六月十三日，父親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一文。他承認自己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是思想犯了嚴重錯誤，並寫道：「這說明我的立場不穩，認識模糊，以十分不嚴肅的態度，對待國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響，為右派分子所利用。」
父親早被欽定為右派之首，自己卻說「為右派分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解的，相距豈止十萬八千里。上邊看到父親竟是那麼地不長進，不識相，不知趣，決定對其加溫，加壓，加碼。對一個民主人士而言，這個「溫」、「壓」、「碼」暫時不能直接來自中共，而必須彎曲地通過民主黨派內部去實施。實施的步驟從六月十四日的晚上開始──
六月十四日晚，民盟舉行中央小組會議。會上，史良做了長篇發言。這個發言可以分做三段。第一段是她繼續幫助黨整風，給司法工作提意見。史良說：
「關於司法，我認為的確這幾年來成績是巨大的，為人民做了很多事情，但缺點和錯誤是不容忽視的。審判機關歷年來在『三反』、『五反』和鎮反運動中，是錯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聽見一些司法幹部、甚至是一些較負責的黨員幹部說：『我們的錯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幾。』這是一種非常有害的自滿情緒。誠然，錯判案件在整個判案數中是只有百分之幾，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對被錯判的人則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擁護毛主席關於『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指示的，我看見很多地方是這樣做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機關在執行這一原則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件判錯了經過當事人申請，甚至有關方面和上級司法機關指出，審判人員也明知錯了，但不肯承認錯誤，宣告無罪釋放，還要硬找人家一點小辮子，宣判為『教育釋放』，其實應教育的不是無辜被告而正是主觀主義的審判人員自己。更壞的是本來錯了，還遲遲不願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時的平反。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對待我國原有的法學家上也是有缺點的。在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對待有些老教授們是很不尊重的。當然，必須肯定，一切法律都是為階級服務的，所有舊司法人員是必須經過改造的。但是對一切願意改造和批判自己舊法觀點、並願意為我國社會主義服務的法學工作者也應給予機會，使其發揮作用。可是，在院系調整中，不少地方曾對某些教授在一個相當長期內，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組織學習，閒置一旁，無人理會，形同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當的，或者無法發揮其潛力。我認為這是由於某些共產黨員的官僚主義和宗派情緒，因而對本來想在共產黨領導下為我國法學事業貢獻力量而又不能發揮潛力的教授們的苦楚心情，是領會不夠的。因此，我們認為對原有教授和法學家們願為社會主義法制服務的熱忱及其潛力，應有恰如其份的估計，並進一步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