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有民主黨派的領導。會議規定：與會者可攜帶一名家屬，那時母親在北京市衛生局當副局長，幹得十分起勁。她說自己沒有時間休假，叫我去陪父親。會議似乎開得輕鬆、順利，父親的臉上總掛著笑容。趁著開會的空隙，他和交通部的人並邀請了蘇聯專家去視察秦皇島港（註：父親時任國家交通部部長）。大概父親覺得到海上一遊的機會難得，便請史良同行。
那天的風浪特別大，我們乘坐的船，是艘類乎快艇的玩意兒，顛簸得厲害。好多男人都受不了。他們一個個在大海的魔力下，像顯了原形一樣：或東倒西歪，或愁眉苦臉，或鉤腰駝背。我乾脆就趴下放平，如一隻壁虎，緊貼於地。這時，發現整條船上唯有史良正襟危坐，並保持著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風度，連她腳上的高跟鞋也是那麼地昂然挺立。洋專家非常佩服這位端莊高貴的中國婦女，特別是當父親介紹她是中國司法部部長的時候，他們都情不自禁地驚呼起來，讚嘆不已，並爭先恐後地要求和史部長合影。
翻譯把這些俄羅斯男人的要求轉達給史良的時候，她搖頭說：「不行。」且向父親及翻譯解釋道：「我今天來這裡，如果是外事活動的話，我一定同他們合影。但在這樣的私人活動中，當有我的先生在場。遺憾的是，他今天沒有來。沒有他或者有他在場卻不被邀請的話，我一個人是不和誰照相的。」
吃過簡單的午餐，看看蘇聯專家恭敬禮貌地與史良握手告別的情景，我心生感動。古書上說：「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的是聖人之德行，我雖未遇一個偉大的聖賢人物，但我面前的這個女人，確讓我感受到有容、有執和有敬。
轉眼間，便到了一九五七年。這年的春與夏，對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來說，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春暉霜露，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季節；對我的父母來講，則親歷了由天入地的墜落。
二月，是傳統的春節，適逢父親隨彭真參加全國人大代表團出訪東歐六國。以往過節，父親要把能找來的親戚都找來，吃喝玩樂，鬧到半夜方肯干休。這回，母親帶著我和姐姐過了一個清靜的除夕之夜。父親從國外打來電話說：想我們，還想稀飯。
臨睡前，母親說：「爸爸不在家，明天不會有人來拜年，咱們可以睡個懶覺了。」我們母女真的大睡而特睡。萬不想初一的早上，約八點來鐘的樣子，史良便來拜年。
「伯鈞不在，你還跑來。」母親的話，埋怨中透著欣喜。
「知道他不在，我就更要來了。」史良的回答給了母親極大的快慰。
然而不久，這種快慰便隨著暗中變化的形勢迅速消失了。
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做關於整風問題的講話。講者說：今後在中國，政治上實行「團結–批評–團結」；中共和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領域實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個在總結了史達林錯誤的背景下發表的談話，著實讓父親興奮異常。他說：「老毛對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學的，雖是矛盾的延續，但是有其創造性。這個概念還是一把時代的鑰匙，運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種社會主義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後，父親的興奮立即轉化為動力，起勁地去到農工中央和民盟中央做報告，玩命地組織參加各種座談會，以幫助整風。在民盟中央除了他積極，羅隆基也積極，史良也沒落後。那個有名的「六六六」教授會議，就是在六月六日由父親和史良主持，有曾昭倫、吳景超、黃藥眠、費孝通、錢偉長、陶大鏞六位教授參加，在北河沿大街政協文化俱樂部召開的。會上，他們一個個頭冒傻氣，替我們的中國共產黨擔心著急，生怕大鳴大放在青年學生中搞出亂子。此時如果誰用刀子把他們的胸膛剖開看一看，我想裡面裝的都是不遜色於工農兵的顆顆紅心。最後，父親提出大家應該去見周恩來、彭真、康生、李維漢，反映情況。當晚，熱情而焦急的史良見到了周恩來，便把情況反映了。
第二天，六月七日國務院開會，父親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見到父親就說：「前一天晚上我已和總理談了，可總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這個機會，再和總理談一談。」
會上，父親寫了個條子給周恩來，說明眼下的情況嚴重，民盟的同志反映問題的態度很誠懇。周恩來看了條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輩子的父親，也不想想藏在這「不置可否」的後面是個啥東西？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讀後，父親傻眼了。氣不順、想不通的他，想找個人說叨說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當晚就找上門去。而此時此刻的史良，或許由於長期以律師為業，在判斷問題上要比父親理性得多，或許已有人指點迷津，替她撥正了船頭。她掂出了事情的分量，覺得前幾天儲安平的「黨天下」的發言問題嚴重，已經超出了被容許的界限。所以，為了自己、也為了父親，趁著這個單獨會面的機會，她要問個明白：「伯鈞，儲安平的發言稿，事先和你商量過沒有？」
父親答：「沒有，羅隆基是看過的。」
史良的問話，未能引起父親的警覺，卻引發出他對現實的不滿，針對中共的做法，又大發議論。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裡的話統統倒出來，父親覺得很痛快。回到家中，母親關切地問：「你和史良談得怎麼樣？」
父親答：「很好。」
是的，當下他感覺很好。當夜，他睡得也好。母親躺下後，打算再問問他與史良的具體談話內容，可那邊廂已是鼾聲大作。
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人民日報》又相繼發表了〈要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工人階級說話了〉等社論。接著，是密集如雨、鋒利如刀的批判會或以批判為內容的座談會。
六月十日，父親在民盟中央的座談會上表態說：「對我的批評，我暫不辯論。我的發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錯誤，也可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可能是對抗黨的領導、損害黨的領導權的大錯誤，也可能不是那麼嚴重的問題。如政治設計院的問題，討論文字改革和國務院開會程式等問題，也可能因為我是國家的一個負責人而不適於提出這些問題。也許我的話說得含糊，我決不辯護，不說言不由衷的話。總之，要用一番動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學習。」
六月十二日，父親在農工中央擴大座談會上說：「我認為在這幾次會議曾經談到政治設計院，國務院會議程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問題，此外提到國務院機構下各辦各委應當改變，權放在各部會，多發揮管理機構的作用……。對這些問題我是有意見的，不是憑靈感和一時的高興，但語焉不詳。可能犯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違背黨的領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
六月十三日，父親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一文。他承認自己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是思想犯了嚴重錯誤，並寫道：「這說明我的立場不穩，認識模糊，以十分不嚴肅的態度，對待國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響，為右派分子所利用。」
父親早被欽定為右派之首，自己卻說「為右派分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解的，相距豈止十萬八千里。上邊看到父親竟是那麼地不長進，不識相，不知趣，決定對其加溫，加壓，加碼。對一個民主人士而言，這個「溫」、「壓」、「碼」暫時不能直接來自中共，而必須彎曲地通過民主黨派內部去實施。實施的步驟從六月十四日的晚上開始──
六月十四日晚，民盟舉行中央小組會議。會上，史良做了長篇發言。這個發言可以分做三段。第一段是她繼續幫助黨整風，給司法工作提意見。史良說：
「關於司法，我認為的確這幾年來成績是巨大的，為人民做了很多事情，但缺點和錯誤是不容忽視的。審判機關歷年來在『三反』、『五反』和鎮反運動中，是錯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聽見一些司法幹部、甚至是一些較負責的黨員幹部說：『我們的錯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幾。』這是一種非常有害的自滿情緒。誠然，錯判案件在整個判案數中是只有百分之幾，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對被錯判的人則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擁護毛主席關於『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指示的，我看見很多地方是這樣做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機關在執行這一原則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件判錯了經過當事人申請，甚至有關方面和上級司法機關指出，審判人員也明知錯了，但不肯承認錯誤，宣告無罪釋放，還要硬找人家一點小辮子，宣判為『教育釋放』，其實應教育的不是無辜被告而正是主觀主義的審判人員自己。更壞的是本來錯了，還遲遲不願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時的平反。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對待我國原有的法學家上也是有缺點的。在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對待有些老教授們是很不尊重的。當然，必須肯定，一切法律都是為階級服務的，所有舊司法人員是必須經過改造的。但是對一切願意改造和批判自己舊法觀點、並願意為我國社會主義服務的法學工作者也應給予機會，使其發揮作用。可是，在院系調整中，不少地方曾對某些教授在一個相當長期內，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組織學習，閒置一旁，無人理會，形同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當的，或者無法發揮其潛力。我認為這是由於某些共產黨員的官僚主義和宗派情緒，因而對本來想在共產黨領導下為我國法學事業貢獻力量而又不能發揮潛力的教授們的苦楚心情，是領會不夠的。因此，我們認為對原有教授和法學家們願為社會主義法制服務的熱忱及其潛力，應有恰如其份的估計，並進一步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
這段話，表現出一個著名法學家的水準，一個司法部長的責任心。
史良發言的第二段是以儲安平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對反右鬥爭的形勢，明確表態並劃清界線。她說：
「這次共產黨的整風是我們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風運動的目的是要整掉共產黨存在的歪風邪風，從而加強黨在國家事務中的核心領導作用，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突飛猛進。這個目的是必然會達到的。除此以外，整風運動和黨外人士的提意見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生了一種新的情況，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真面目，從而在人民群眾中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政治思想鬥爭，這場鬥爭的一方面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黨的領導，另一方面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而要教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主義』死灰復燃。現在在我們民主黨派中間發現了這樣的一種人：一面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另一面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硬說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另一面汙衊共產黨存在著『黨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說是幫助共產黨整風，另一面散播詆毀共產黨、辱罵黨的領導人的言論，挑撥和煽動人民對黨和政府的惡感。對於這樣一種言論和行為，這幾天已經激起了工人、農民、學生群眾和社會人士的義憤，我們民主黨派的成員和領導人有責任要盡量揭發批判，把他們的真正面目充分暴露在群眾面前，以達到分清是非、教育群眾的目的。這也是我們幫助黨整風所必須擔當起來的一項重要工作。」
講到這裡，史良停頓片刻，並提高了語調，說：
「同志們，你們一定都明白，我所說的那種人是誰？那就是儲安平，還有公開和暗地支持儲安平的那些人。上次座談會上，鄧初民同志建議民盟中央應該對儲安平的發言，表明態度。我完全同意，我做為民盟負責人之一，我要公開聲明，儲安平的整篇發言論點是澈底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我們國家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是憲法所保障的；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是通過民主程序，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儲安平是民盟盟員，是《光明日報》總編輯，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他曾經莊嚴地舉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參加了國家領導人的選舉。他現在公開反對他自己參與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並且把責任推給全國人民所擁護愛戴的毛主席和周總理，誣衊毛主席和周總理有『黨天下』的清一色思想。這不是要挑撥煽動全國人民對領導我們的黨和毛主席周總理引起惡感，還是什麼呢？這不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還是什麼呢？已經有人這樣說，儲安平敢於做這樣反動的言論，要是背後沒有大力者加以支持是不可設想的。因此，我主張我們民盟中央必須明確表示，和儲安平劃清界線。如果我們中間有誰支持儲安平的，應當公開站出來。我們容許批評，也容許反批評，這才是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要使人民內部矛盾不轉變為對抗性的矛盾，也只有通過公開的批評反批評的方式才有可能。我們反對當面一套背後又一套的陰險做法。」
說到此，史良話鋒一轉，進入了最為重要的、矛頭直指父親的第三段：
「在這裡我要向章伯鈞副主席提一點意見。在上次中央小組座談會上，伯鈞的發言中，對儲安平的批評，我認為是很不夠的，是含糊其詞、模稜兩可的。昨天看到伯鈞在《光明日報》上所寫的文章，對儲安平的批評，態度和立場仍然是不夠明確的。雖然伯鈞的文章裡說，儲安平反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論，絲毫也不能代表《光明日報》。他的『黨天下』的論調是和《光明日報》的立場完全背謬的。但是伯鈞並沒有說明他自己對儲安平的發言，採取什麼態度？也並沒有分析儲安平的錯誤在哪裡？充其量，伯鈞只聲明了儲安平的發言不能代表《光明日報》，而沒有說明儲安平是在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論調，企圖『達到從根本上動搖人民民主專政和黨的領導，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總而言之，伯鈞對儲安平的批評，並沒有接觸到問題的本質。
「我要問伯鈞，你是不是也有所顧慮，所以故意含糊其詞，或者你是真的不明白儲安平的本質呢？儲安平的發言，是以《光明日報》總編輯的身分發表的。伯鈞是《光明日報》社長，社長應當負報社的政治責任。因此儲安平的這一篇發言在事前是否向伯鈞請示商量，發表以後伯鈞有沒有向他追問，你有沒有向他表示過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意見。像這樣的關鍵性問題，我認為伯鈞是有責任向大家交代清楚的。記得上星期六晚間（六月八日）伯鈞來找我談話，我是問過伯鈞的。我問他儲安平的發言稿，事前和你商量過沒有？他說：『沒有，羅隆基是看過。』伯鈞又說：『有人對我說，儲安平的話擊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著寫社論的（社論即指〈這是為什麼？〉）。而且一再掮出盧郁文來（註二）。盧郁文這種人不過是一個小丑而已。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是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的。』當時伯鈞說這樣的話，我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現在看了伯鈞在《光明日報》發表的文章，和他那天晚上所講的完全不同。因此，我必須請伯鈞說個明白。我懷疑伯鈞是不是也像在你的文章所說的那樣，在這次鬥爭中『不夠堅定，認識模糊』了呢？是不是伯鈞也有兩套做法，在群眾面前講的是一套，在背後講的又是一套呢？前天《人民日報》大字標題寫著：『可注意的民盟動向』。不錯，全國人民正在密切注意我們民盟中央在目前這場思想鬥爭中的動向。我們都是民盟中央領導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我們再不能對於對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心懷異志的那些人，有所包庇了。今天我在民盟的會議上要求伯鈞表明立場和態度。」
史良的結束語，是落在了曾與自己最為親密的人的身上：
「羅隆基現在出國，等到他回來以後，我也希望他能夠有所交代。」
史良的講話是按照要求，適時順勢而發。它像一包定向爆發的烈性炸藥，從內部炸開民主黨派的圍牆，炸出一條預先設計好的路線，使民盟這支進入反右運動祭壇的領頭羊，在這條路上蹣跚而行。
會散得很晚，在夜色中父親回到了家。他只對母親簡單地說了一句：「今天民盟的會，以史良的發言為主，她很有準備。」見他神情沮喪，母親沒好再問。
第二天近午時分，同時送來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均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刊載了史良發言的全文。這篇新華社的通稿是以史良「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態度劃清界線，質問章伯鈞是不是也有兩套做法」為通欄大標題，並將父親在史良家中說的那段「……我看，胡風、儲安平倒要成為歷史人物，所謂歷史人物要幾百年後自有定評」做為內容摘要，以黑體字排印。母親看罷，幾乎難以相信洋洋數千言，竟是從史大姐嘴裡說出來的。
但是，她更加責怪的是自己的丈夫：
「那天，你說去史良家談談，我滿以為你是聽聽她的意見，請她幫你分析一下當前的形勢和自己的處境及問題，誰知道你跑去講這些！你鳴放得還不夠嗎？嫌人家手裡的辮子還少嗎？」母親氣得滿臉通紅。
父親一句話不講。吃午飯了，父親平時吃飯就快，今天吃得就更快。吃完，把筷子一放，對母親說：「我相信，史良發言之前是一夜未眠，因為她在決定開口以前，先要吃掉良心。」
民主黨派成員對史良的揭發性發言，震動極大。不少民盟成員私下議論，說她的發言一下子讓民主黨派的威信掃地了。
從此，章史二人再無往來。這件事，我不知道在他二人心中，各自占據著怎樣的位置，留下多深的刻痕。我只是吃驚於三十年後的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初，全國政協舉行委員活動，母親和史良在禮堂前廳談天。民盟中央副主席徐伯昕聽見此情景，特意將我的姐夫拉到一邊，憤憤地說：
「你岳母怎麼還能和史良有說有笑？當年就是她出賣了章先生，我們心裡都明白，誰也忘不了，難道李大姐自己倒忘了？」
＊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民盟要角（創始人之一）章伯鈞之女。著有《一陣風，留下了千古絕唱》、《伶人往事》、《雲山幾盤江流幾灣》、《這樣事和誰細講》、《總是淒涼調》、女囚系列小說《劉氏女》、《楊氏女》、《鄒氏女》、《錢氏女》等書。本文選自作者作品《往事並不如煙》（新版／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