邇來大學國文興革問題甚囂塵上，各方卻沒有落實語文教育理論層次討論，十分可惜。首先，各方應該認清國文是「第一語言」(first language, L1, 以下簡稱「一語」)而非第二語言(L2, 二語)，也要認清此「一語」的本質，在書寫是方塊字中文，在口語則是漢語語系(包括國語、閩南語/台語、客家話等)。不回歸語文本質，不談語文教育原理，而去辯論課程設置，未免捨本逐末。
「一語」的重要性，在於它是船錨語言(anchor language)，朝向第二語言推進的起點，是二語習得(SLA,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的基礎，讓學習者在語法、語素等層面有對照參考。「一語」，或有人稱為母語(mother tongue)或搖籃語(cradle tongue)，是隨使用者成長而成熟，是我們肉體(發音器官)及精神(思維表達)生命的一部分。它和側重功能性(functional)的「二語」既不同，教學方法與目標自然大異。英語在台灣是二語，是以音辨義的拚音文字；中文字則形音義統一，常藉方塊圖象寄託意義。由文字組合成句子、而段落、而篇章，有駢散的體裁之異，也有瑰麗的辭藻之美。就學習而言，方塊字語文實較拚音文字為煩難。煩難是一回事，但文化的豐實、文明的優雅，皆有其獨特展現。民俗常見楹聯、春聯的平仄對仗，詩歌中的迴文押韻，廣告詞中的諧謔設計，甚至坊間流行的「諧靈」，都可以視為中文藝術姿采的一麟半爪。
弄清楚語文性質、明辨一語二語，才能討論教材的實用性(practicality)問題。扼而言之，「加強閱讀現代作品→有助於寫作現代文章」的邏輯，和社會大眾「吃魚眼珠有助明目，喝三鞭酒可以壯陽」的「以形補形」心態，相差無幾。吃進肚子裡的食物，哪些養份菁華能被身體吸收，哪些是渣滓會變成排洩物，可不是向食材外貌瞟一眼，就能知曉。語文教育原理相同。
教材哪些養分有益於語文能力建構，哪些毫無作用，也不能只看外表判斷。近現代白話文學中，適合充當教材的精彩作品固然多，但蘊含獨特語文元素而適用於教學的古典作品，也比比皆是。回顧二十世紀初白話文運動中多少名家，都是受古典詩文教育。白話文學倡議者胡適就是最佳例證！這足以證明文言白話、古典現代，與其語文教學的功效，並沒有必然關係。我無意鼓吹復古，在國文教材中胡亂增添古典作品亦非我所主張。但畢竟哪些教材有裨於語文能力建構？哪些不能？都需要專業討論，而不是膚淺地在「文言/白話、古典/現代」之間一刀切。
基於上述理由，我認為將大學國文訂為共同課並無不妥。通識課程可以區分領域，作為一語的國文則難以歸屬任何範疇。至於因應各領域同學們撰寫論文需要，或可考慮邀請各學院教師與語文老師合作，另設短期專業性寫作專班或工作坊。香港各大學就常為不懂中文的外籍生開設“Survival Chinese”專班，或為畢業生開設“Professional Chinese”以應職場需要。這類工作坊，目標清晰，成效也佳，又不會與「一語」教學相混淆。中文作為台灣官方語文凡數十年，作為「一語」它一直主宰著我們的思維、溝通、書寫、言說。它的重要性，絕非其他領域知識所可比擬。然而，正因為「一語」隨著人類成長而自然熟習，導致使用者常產生錯覺，誤以為高中程度已綽綽有餘，忽略了高階的知識追求，需要更高的語文素養相副。偏偏語文能力卻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難怪不少大學生畢業時中文退步至低於高中水平，屢見不鮮。
至於國文課學分數多寡則可從長計議。數十年來，大學體系已隨世界秩序變遷而大幅重構。要知道舊時代大學偏重專材教育，各科系的課程專業性、導向性極高，難免缺乏知識多元和跨領域的觀念，實已不符合廿一世紀新世局的需要。近二十年來東西方大學教育趨向，是開設多樣化課程，讓學生按照興趣與生涯規劃，自由選讀，建構自己的知識版圖。這就像是自助餐廳烹調各種健康菜色，如何運用智慧選擇、進食，則交由食客自行決定。以學習為主體的大學教育，本科要「教什麼」，某程度上將取決於學生要「學什麼」。當代教育新理念甚多，大學各領域需要檢討學分的課程也不少。把國文課獨置於鎂光燈下，見樹不見林，並不理想。
今天社會上普遍輕視中文教育，除了受到大學知識架構變遷的正面影響，也有淺碟化、速食化風氣的負面因素。語文好比氧氣，活著不可一刻無之，人們卻常常忽視其存在。它既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也是文明價值的根本！人類歷史上多少燦爛輝煌的文明，藉語言文字而永遠留存。一所大學能培養出語文豐美的大學生，絕對是教育高質量的標杆。而大學生在建構知識版圖之餘，如能在語文涵養上有更高造詣，就是自身的光榮，也是社會的福氣。總之，語文土壤的肥沃程度，終將決定知識樹木的高度。從此一角度考慮，大學國文恐怕並不像批評者所認定的那樣無足輕重。
＊作者曾任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