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北京政府是不是在2020年香港立法會選舉的那套玩上癮了，整個北京冬運不斷出現DQ（Disqualification，取消資格）的情事，搞到日本選手哭、韓國鄉民怒，根本不知道北京在香港做了什麼事、或者知道但以為和自己無關的各國選手，忽然間大家都了解到黃之鋒、張秀賢、梁繼昌、楊岳橋等12位香港立法會參選人當年遭遇到什麼事情。
「老人家們」怒喊要治黃郁婷叛國
不過比起其他各國運動迷為本國選手打抱不平、怒氣衝天，台灣一些民眾也有怒氣，但卻是朝著「自己人」而去，原因是競速滑冰選手黃郁婷在練習時穿著一身中國隊的隊服。考慮到奧運會本質上就是一場國家規模的「假戰」，參選選手當然被賦予了「為國出征」的任務，而實際世界裡中國用一堆會殺死人的飛彈朝著台灣不說、從前年開始還整天用戰艦和戰機擾亂台灣的國防，黃郁婷這種「敵我不分」還推諉「體育無國界」的行為，當然會讓人憤怒。也難怪當他在比賽滑出倒數的成績時（即使在喜氣洋洋的大過年），會引來台灣鄉民的拍手叫好。
運動選手──尤其是冷門但能「出國比賽」的競技單項選手，很少有不靠國家補助全靠自己能走到那個階段──姑且不論國家在這部分到底做得好或是不好，但納稅人的錢是花去出去了沒錯，黃郁婷的行為等於是一手拿錢一手一巴掌往給錢的人的臉上招呼，挨挨罵也沒什麼「無辜」可抱怨。
不過有些鄉民（甚至是名人、大學者），因為黃郁婷的不愛國行為，要求司法系統主動調查黃郁婷是否觸犯叛國罪，就有點讓人傻眼。我們姑且不論國家這種人造物有什麼好愛的，但這種用刑罰去對付不愛自己想要對方去愛標的的行為，十足十就像筆者年輕時候，屢見不鮮的「恐怖情人」。
猶記得二三十年前，台灣社會出現一堆分手男女向對方施暴的新聞，甚至還有成為命案的案例，主角不乏當時因低升學率被視為金貴的大學生。當大家驚訝應該是擁有高度知識水準的大學生（別懷疑，當時是）為何會有這種暴行的時候，有一些學者提出了他們的觀察。
當高知識份子殺了要和他分手的情人
這些學者表示台灣教育的聯考制度、加上過度執迷於學歷主義，師長家長為了讓子弟──尤其是有升學能力的子弟，可以擠入升學窄門，發展出一套非常扭曲的教育體系，這些被認為有能力升學的學生，不但被師長家長在「只有升學考試沒有其他」、「只有升學考試不用擔心其他」的升學溫室中培養，體育課、工藝課、家政課、美術課、音樂課全被拿去做升學考試的練習，幾乎沒有學習到未來人生中的各種技能不說，有些甚至連基本的生活障礙排除能力都沒有（師長家長會覺得不能讓分秒必爭的考生浪費時間去處理那些事情，而直接代他們處理）。至於談戀愛、交朋友更是被視為讓學子不能專心升學考試的大敵，當然是不准。
失敗是每個人人生的必經之路，人其實可以在失敗中學習到很多過人生必須了解的事情。但過去的升學考試強調「一試定終生」，不但不教導學子學習如何處理失敗，還極端地把失敗和「人生完蛋」畫上等號（過去有不少老師會用「作文寫錯一個字被扣一分，可能就是上不上得了台大、上不上得了大學的差別，考不上大學你這輩子就完了」來恐嚇學生寫一個錯字就是人生完蛋，其實從柯文哲到這把年紀還選上台北市長，還不斷用台大自我標榜，你就知道那東西在這個世代人的人生中占了多大重量）。
當年的學者認為，這些只會考試不知道人生其他風景、又不會處理挫折和失敗，甚至把一次失敗當成自己人生完結的學生，即是談了戀愛卻不知怎麼和對方相處，遇到分手那種事情，不了解怎麼和對方溝通、還把「被分手」的失挫感和人生完蛋連結，最後被逼到用暴力去阻止「人生完蛋」，終於讓自己變成一個恐怖情人。
黃郁婷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一邊看著這些四五六十歲的名人、大師、大學者，口口聲聲要用叛國罪去對付不愛他（們的國家）的人，忽然發現，這些人不過就是二三十年前當學生時那個恐怖情人輩出的聯考世代嗎？看來在人生這條路上的「童年傷痕」只怕一直讓他們沒有學會「愛」是怎麼一回事，他們還一直認為暴力可以讓他們取得他們想要的愛。
我們還在承受改革前問題的後遺症
台灣廣設大學、教育改革之後，造成不少弊端，也讓一些人對於聯考時代有奇怪的遐想──其實也不只教改，許多改革都會帶來一些這種「奇怪的懷舊」，像是坐在低溫冷氣房、喝著高碳足跡的咖啡、用著來自血汗工廠的蘋果電腦，感嘆文明讓人類太過浪費迷戀物質之類的行為。不過改革之前的很多傷害帶來的後遺症，其實都還在吞噬傷害我們的社會，反對過去（中國國民黨）和現在（中國共產黨）黨國、口口聲聲民主的所謂台灣派，動不動就想用黨國手段解決問題──因為教育讓他們也只會這套，也不過是其中一個例子罷了。
至於現在是社會中堅的教改世代，老了以後會不會比聯考世代更懂愛、更知道脅迫和暴力不會帶來愛，我們就只能繼續看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