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動之後給香港帶來的歷史性轉變，我當時身處左派陣營是完全預計不到的。我看到的是電視、電台、絕大部分報紙所反映的社會意識，也就是香港市民的政治取向，幾乎都一面倒向港英殖民政府的政策措施。為帶風向，新華社派人到各界別宣導，左報的言論，都從「打倒港英」轉為「支持越南抗美」「打倒美帝」「世界革命」等等遠大目標，而淡化香港的「反英抗暴」。大多數在左派陣營的盲眾繼續興奮。可是我和陳凡等幾個朋友私下議論的是：「反英抗暴玩完了」。
我沒有看到香港接下來的盛世美景，反而為「愛國」「社會主義」的理想受挫，和「反殖民地」鬥爭的失敗而悲哀。
當然，更感困惱的是，我們一向信任和依靠的「社會主義祖國」，其文革的走向也越來越難以理解了。
中國大陸發生的事態，雖有香港非左傳媒的廣泛報導，但具體的人和事，我們在香港畢竟沒有實在的接觸。中國全國的銀幕和舞台僅可以存在的八個樣板戲，被吹捧得神乎其神，但就「神」到不符合人性的不正常境地。所有樣板戲的人物，都沒有配偶，極少有愛情，即有也是暗示性的，或點到即止。《紅燈記》中的奶奶（祖母）不是親奶奶，爹也不是親爹，但稱為「表叔」的革命同志就「數不清」。最神奇的是李玉和從一個重傷同志身上取到的「密電碼」，沒有送出去時柏山游擊隊不見影，連李玉和被捕都不來救，一旦送出去，游擊隊就出現而殺了鳩山。這「密電碼」是什麼革命神器？這不是現實故事，而是神話。
那時江青指示，革命樣板戲要有「三突出」，即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沒有「三突出」的所有中外文化產品就都是「封資修」（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
主要英雄人物為了革命可以不吃不睡沒有性欲，以這種非常、實際上是反常的英雄人物去要求人民，只能使全國人都口是心非，人人說謊，社會也就跌入反常狀態。
我那時在心中、腦中仍然盤旋著中外的文學名著。我所讀過的偉大文學作品，都是直接間接地揭示社會或人性的陰暗面。杜斯妥也夫斯基寫底層人物，逼視着人性的絕望，讀者彷彿聽到人物的靈魂碎裂的聲音；契訶夫寫了許多可笑的或悲慘的人物故事，他的劇本《海鷗》有兩句對白：「為什麼你總是穿著黑色的衣裳？」「因為我在為我的生活戴孝。」魯迅說，「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所有中外文學創作的悲劇喜劇，無論有價值東西的毀滅，還是無價值東西的撕破，都是醜惡現實的反映。
文學的價值，就在於揭示社會或人性的醜陋。社會不會因為這種揭示而變得更壞，反而因這種揭示而響起警鐘，提醒人類去正視、去改正自身的邪惡。一味寫正面人物，強調要發放正能量，不但無趣，而且反常，作品本身難掩虛假，亦在社會散播虛假。
文革的極左思潮，是人人都口是心非地宣揚崇高的「大道德」——解放全人類，卻把日常道德比如吐痰、排隊等丟棄了；人人都知道「大知識」——馬列毛思想，但把「食色性也」這些常識給忘了，或不是忘，而是只做不說，於是一旦改革開放，就物欲橫流。
文革的病毒，藉「反英抗暴」而在香港左派圈中流播。一年多前的1965年同我一起去北京的出版界中人，那時還一味講要「社會化」，避免做「紅面關公」（即隱藏紅底），這時忽然大談在香港要學解放軍「忠於毛主席」；出版界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一個平日正常的人，忽然哭訴在舊社會如何苦大仇深，喚起學習班的人「憶苦思甜」。在左派陣營裡，一切都變得虛假，形式化。
我這時的思想陷於矛盾、反覆與掙扎中。不斷想到日本文學評論家廚川白村所寫的「近代人的四種悲哀」，特別是其中的「二重生活的悲哀」。下一篇再談。（原文發佈於9月15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