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儀來港前，帶著兩個女兒到廣州，在一個非公開的地方，與我相聚一週，然後一起來港。到港後即擔任中資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副主任一職。對於讀物理出身、從沒有做過文字編輯工作的她來說，這職位無疑基於政治因素而不是能力因素。中共港澳工委在她來港前已經替我們一家準備了一處屬於家庭宿舍性質的居住單位，是我們付得起的廉宜租金。平日全無聯絡、也完全與出版行業無關的麗儀的黨員哥哥，就購置家具和在居處等我們入住。
1974年，是中共文革的後期，毛江的極左派力壓想挽救中國經濟崩塌的以周恩來鄧小平為首的傳統官僚派。毛江派控制著思想戰線。香港左派出版機構也籠罩著極左思潮，每天學習毛著，來自新華社的幹部常到各機構作中國革命形勢大好的報告，每天上班都要先「讀報」，指定員工只准看「正確」的《文匯》《大公》，不准看「錯誤」的《明報》之類的「反動」報紙。在中國生活了20年、特別經歷文革八年的麗儀，基於對大陸經濟和民生的了解，接觸到一般幹部的私下議論，使她對極左思想和政策極為抵觸。她甚至不聽新華社幹部的報告，抵制學習會和唱革命歌的集會，她向領導諷刺地問：為什麼不是只看更「正確」的《人民日報》？我們做出版工作的員工，難道可以在資訊流通的香港，關起門以為讀者都生活在大陸嗎？
她也影響我主持《七十年代》筆政的工作，告訴我中國大陸的真實情況，叫我不要只看中國自己的報導，和處於被封閉狀態的有限的境外媒體的報導。她向我指出，在《七十年代》上刊登的當時一些海外學者到中國訪問後寫的文章，是對讀者的錯誤引導。
1976年10月中國發生了局勢翻轉的「四人幫」被捕的消息，《七十年代》十一月號刊出署名「齊辛」的《北京事態分析》，和十二月號的《四人幫的上台和下台》兩篇專文，為海外所有認同中共政權的左派讀者解除困惑。這兩篇文章，實際上都是麗儀寫的初稿，我再予以修飾重寫的。這兩文，加上隨後一年以齊辛為筆名的中共局勢的分析文章，開始了我寫政論的生涯。但實際上，這些文章若不是麗儀起初稿，也是經過與她討論後的分析。署名「齊辛」，諧音「齊心」，也是「齊齊辛苦」之意。多年後，司徒華還問我，當時是否有特殊管道向我提供資訊，才寫出齊辛的文章，我對他說，真是沒有；實際上都是麗儀在大陸生活、觀察、體驗，從看到的事實中推斷其中的原委，而產生的分析。其實在大陸生活的幹部，大都看到極左派的禍害，只是不敢言而已；而香港和海外，因為與大陸隔絕，沒有真切體會，所以連司徒華，都以為我們有什麼內幕消息。
李怡不是我的本名，是六十多年前與麗儀談戀愛時取她名字的諧音而用的筆名，一用六十多年，已成為本名了。六十年多來，在政治運動不斷的前二十年，她受到不知多少壓力、磨難、鬥爭，迫她與我分離。但她堅持自己的選擇，對我不離不棄；後三十年麗儀伴李怡同行，對我的寫作生涯有著關鍵的影響，署名李怡或齊辛的文章也淌著麗儀的心血，有著她的支援與直接的助力。
1974年麗儀來港，我們一起生活了34年，她2008年離世。這34年一起生活，也同所有的夫妻一樣，有過不少的爭執。但許多人都知道，面對巨大災難，夫妻大都能夠同心，而在許多小事情上，卻往往爭吵不休，甚至彼此下不了台。而我們的情形是，一旦遇到爭執，就彼此都會想到我們的過去，覺得再怎麼不和，能夠在一起已經很難得了，可說是幾生修到的福分。這種相依相惜的關係，也許是上天對我們分離20年再重聚的回報。（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9日）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
